檢調搜索王炳忠事件意外引發台灣輿論熱烈討論，護航者與咒罵者的言論一樣激進對立，彼此所持的非理性與無限上綱邏輯使得事件性質受到扭曲。

平心而論，本文無意從程序層面過度解讀法律爭議，因為在憲政體制之下，台灣的司法制度固然存有瑕疵與爭議，然對於人權的保障仍有適度的規範，如何完善刑事訴訟法對於證人搜索的合理程序，應該是未來可以反省與檢討的方向。

深入思考，司法機構是否能以現有國安法的構成要件，對公開從事政治活動的政黨成員進行搜索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否戕害人權或是踐踏程序正義，則是另一件事，兩者豈能混為一談？

要去討論事件的深層意義，必須從國家安全法與民主政治以及言論自由的關係進行審視。就國家安全法的修正脈絡來看，體現的正是台灣民主政治轉型的時代精神，也見證了主權在民與言論自由的具體實踐。

名符其實的白色恐怖

根據民國76年7月1日所頒佈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內容：

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前項集會、結社，另以法律定之。

不論是「動員戡亂」的前提或是「主張分裂國土」的意涵，都說明了冷戰與威權政治的保守立場。

簡言之，「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正是台灣無法實行民主憲政最大的障礙，而所謂「不得主張內容」，正是彼時威權政體為政治異議所冠上的「三合一敵人」的大帽，意即如果違反官定意識形態所界定的言論尺度，不論內容主張是否合理，一概以違反國家安全為由入罪入獄，這才是名符其實的白色恐怖與人權剝奪。

在「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及廢除「刑法100條」後，台灣正式進入憲政主義時期，對於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有了新的詮釋，國安法也必須與時具進地修正。修法的重點就是著重於客觀行為的認定，而非思想價值的主張。

修法後，第二條的內容異動為：

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

就意義上來說，對於國家安全的界定已從意識形態與思想的箝制，走向客觀實質行為的界定，使得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有了層次上的區隔。但不可否認的是，這裡面仍舊存在模糊與值得商榷的問題。

新黨所扮演的角色

即使國家安全在民主憲政下有了新的意義，兩岸關係也從冷戰對抗的思維走向全球化下的經濟社會交流。由於北京始終不願意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兩岸關係的手段，在國際社會打壓台灣的外交空間，同時遂行各式對台統戰與滲透作為，吸收黨政軍情人士為其蒐集各項情資與機密時有所聞。這些問題更隨著民進黨執政之後日益嚴重。使得台灣的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如果國安法採取嚴格認定，所有在台外籍人士都可能涉及其所指涉的情報蒐集，其中畫線標準是否在於主觀上對台關係友好與否？其次，政黨的價值主張與其政治行動如何認定違背國安法？從嚴認定則可能傷害言論自由的精神，從寬認定則可能構成國安缺口，政治／法律或是國安與人權兩者之間又如何尋求平衡點？這才是未來急需解決的問題。

至於新黨口中所謂「綠色恐怖」或是「願當政治犯」的語言明顯是政治口水，並嚴重扭曲事件的性質。王炳忠等人必須認識到，正是民主憲政制度保障，才使其在台灣有其主張統一的言論自由，即便其論述與執政黨立場或多數民意迥異，豈能將民意輿論對其挑戰視為官方的政治打壓。

諷刺的是，國台辦近日所發表的惡意評論，不就讓人質疑新黨所扮演的側翼角色。問題不在其「思想價值主張」，而是具體客觀的「行為」，何需混為一談？更何況不少法界人士認為檢調對於王炳忠直播的處置有失職之嫌，其通報同夥與湮滅證據的意圖過於明顯。

中國特色的例外

最後，若是將搜索過程的程序瑕疵上綱成為政治迫害或違法人權，新黨等人為何在劉曉波、林榮基甚至李明哲被捕時裝聾作啞，甚至認為北京以顛覆國家罪名判刑理所當然合情合理。新黨大老是否應回答「民主人權究竟是普世價值還是擁有中國特色的例外」？說穿了，這就是新黨的雙重標準罷了。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