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耶路撒冷特派小組第七站來到位於伯利恆的Aida難民營，這裡沒有外邊世界過節的歡騰氣氛，更沒有紅綠相間的城市佈景，甚至連擁有身分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在Aida的成年人，超過三分之一曾被以軍逮捕而淪為政治犯，只因為他們曾向以軍丟擲石頭抗爭，但也許——只是碰巧在抗爭現場出現。

和沉浸在濃濃耶誕氣氛裡的伯利恆相距不過半小時車程，城市邊緣的Aida難民營沒有一絲年終將至的愉悅感。不只是信仰因素或是貧困的難民生活，更因為營內隨處可見的Handala，赤著腳、雙手被縛、沒有臉孔的身影，時時提醒著逃離家園的倉惶時刻；遭以軍無端射殺的男孩Aboud Shadi肖像依舊在難民營大門口，向世界索討著正義；而在犧牲的人之外，還有許多人仍在牢裡。節日，對難民沒有絲毫意義。

巴勒斯坦難民最為人所知的象徵之一，是「回家的錀匙（Key of Return）」。如果說穆斯林也能向耶誕老人許願的話，這把錀匙應該是所有難民孩子的共同願望。然而別說回家，在以色列的隔離政策下，巴勒斯坦難民連去到隔鄰城鎮都無法隨心所欲。

以色列高壓統治　難民也有等級之分

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將以巴各自的佔領區劃出不同管轄範圍；一條街上就有A、B、C區域，分別屬於不同的司法管轄權，「要是有車子界線上擦撞，而以色列警察沒空過來，我們得把車子推到巴勒斯坦那邊，再打電話給巴勒斯坦警察」，難民營工作人員描述的荒謬場景，卻是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日常。

不只地區因管轄權而劃分開來，巴勒斯坦人也被以色列政府「分類」。為了貫徹對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和隔離，以色列發給巴勒斯坦人的證件分為四種，最高階的是持有以色列護照的巴勒斯坦人，除了禁止進入加薩之外，他們可以自由前往任何地方；較次一階的是持有國際護照的巴勒斯坦人，必須獲得以色列簽證才能進入以色列地區；第三種是居住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儘管生活在以色列管轄的耶路撒冷，但這些人並非以色列公民，不但無法享有任何公民權和投票權，他們所持有的約旦護照也是暫時的，不僅只能在獲得許可的情況下前往被允許的地區，還定期提出持續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證據，讓護照持續有效，否則將再度淪為無國籍的難民。

至於難民，又分為不同等級。難民證上標註有姓名、難民登記編號、父母的名字和他們現在身在何處。持藍色卡的人雖然可以在以色列大部分地區移動，但只要遭到盤查，以色列警方依舊可以不需理由地撤銷身分；綠色來自約旦河西岸的難民，必須在獲得許可的情況下才能進入以色列境內；而加薩難民只能持黃色卡，除了加薩走廊，哪裡也不能去。

由於隨時可能跨進不同管轄區域，巴勒斯坦難民離開屋子前，就算只到離開家門口幾步路的距離，仍然會謹慎地拍拍口袋，確認自己是否帶著證件。畢竟根據以色列規定，沒有身分證明是違法的，一時健忘極可能讓自己無端被捕。

上街丟石頭　只為表達對親人的愛

然而被捕這件事，對難民而言雖然屈辱，卻不是太罕見。在各難民營中，兒童比例較一般社會高出許多，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多數成年人被扣上政治犯罪名關進牢裡；僅僅是Aida難民營一處，就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淪為政治犯。而隨著街頭抗爭持續進行，因為丟石頭或者只是出現在現場而被關的人，還在持續增加。

這樣的濫捕和高壓統治，讓難民營裡的兒童和青少年在憤怒中成長。儘管不同國際組織的志工都進行著同樣的心理建設，希望藉著歷史和文化教育，讓孩子們從憤怒和創傷中走出來，然而依舊有不少人繼續參加街頭抗爭。Tarek感歎地說，其實他能懂得為什麼這些孩子仍然選擇上街向以軍丟石塊，「因為他們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他們對被捕父兄的愛」。

明明是政治迫害，以色列卻持續用宗教和種族的論述為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更糟的是，大半個世界人，尤其是教徒，都相信這一套。Tarek說，曾經有個錫安教派的美國女士來探訪Aida，聽完難民營的故事之後說：「我很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但這塊土地本來就屬於猶太人，這是『上帝的安排（God's plan）』。」

Tarek說，自己並沒有與她爭辯教義，只是回答她：「妳今天來到這裡，聽到我們的故事，或許可能改變自己的想法，也一樣是『上帝的安排』。」Tarek說，既然因為宗教的理由而支持這一切的不合理，那麼就只能讓世人相信，沒有哪一種宗教會贊成這樣的暴力和迫害；這樣的說服過程雖然漫長，但卻可能是有用的，因為「當你搬出上帝，誰也不能反駁」。

【上報前進耶路撒冷】

●第七站Aida難民營：鐵門和牆上這些洞，都是彈孔（之一）

●第七站Aida難民營：每15天才有1次自來水供應，你能想像嗎？（之二）

●第一站特拉維夫：以巴邊境山雨欲來

●第二站加薩邊境：那裡冒著煙的地方，就是加薩！

●第二站加薩邊境：火箭射過來，我們就禱告

●第三站拉姆安拉：衝突餘燼未滅，再掀抗爭潮

●第四站大馬士革門：這裡是以巴衝突第一線​

●第五站巴勒斯坦：猶太人與穆斯林比鄰而居

●第六站東耶路撒冷：高牆隔開人權　巴勒斯坦人看病也要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