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收入》共同作者范.帕雷斯接受專訪。(攝影:葉信菉)
接近今日「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概念的最早方案可上溯至18世紀末,在20世紀間也有過大規模的公共討論。但長期推動基本收入的主要理論架構及倡議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觀察,2016年間全球討論基本收入的活躍度可能超過此前整段歷史的積累量。
除了堅定支持基本收入的希臘前財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2016年競逐美國民主黨提名總統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表示他對此進路「倍感認同」(absolutely sympathetic),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雇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也支持將自動化的收益回饋社會,提供失業者一份基本收入。
這個方案也獲得來自科技界高層的背書。包括臉書(Facebook)執行長暨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電動車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及維珍集團(Virgin)創辦人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等人都在2017年公開表態支持。受到芬蘭基本收入實驗啟發,布蘭森認為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應有工作與發展的機會,而基本收入可以賦予個人尊嚴、創業與展露創意的機會。
范.帕雷斯對此表示,因科技致富者支持基本收入的原因很容易理解,「這三個人今日達到的地位是20年前難以想像的。20年前很難想到會有人透過臉書這樣的東西賺進大筆財富,所以他們一定了解到自己的成功是有著社會背景的影響。」
但為某部分具有相應技能者累積大量資本的科技革命及競爭,也同時消滅了某些人的謀生能力。范.帕雷斯舉例,「像是鐘錶匠,他們曾經很擅長作鐘錶,但如今能提供他們薪水的工作變少了,他們的生活也陷入危機。」
「對於這些有錢的商人來說,他們不希望人們餓死,或是起義反動。」范.帕雷斯解釋,「他們希望人們可以購買由機器製造的產品。所以何不提供一份基礎收入給每個人?這對他們也有好處。」
范.帕雷斯表示,現代世界的多項趨勢在近幾年將基本收入辯論由學術圈推入公共領域。其中最顯著的是科技進展對勞動市場的衝擊,以及全球化擴大收入的兩極化。加上有限的自然資源逐漸凋零、氣候變遷的挑戰、以及傳統福利制度的崩解,鼓勵人們尋求更具保障的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體制。
由公部門提供生活保障的社會保護有兩個常見的模式。較早出現的是社會協助,重點在於救助貧人,如英格蘭與威爾斯在16世紀推動的《濟貧法》(English Poor Laws)。18-19世紀出現的社會保險則奠基於一種勞工互助的基金,為繳交保費的勞工提供傷病風險補助或養老金保障,如德國前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勞工保險制度。
目前的福利國家社福體系中大多有這兩種成分,但范.帕雷斯認為,這個形式已無法有效地提供所有人民保障。他指出,越來越多人的工時及繳交的保費不足以換取足夠的生活保障,而被迫落入接受救助的貧困族群。但濟貧措施大多是有條件的,其中最顯著的條件便是受益者需保持貧困,並持續接受一些具羞辱性的審查程序,或是被迫接受條件不佳的工作機會,「這不僅很糟,生產力也不高。」
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與1972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麥高文(George McGovern)提出「國民收入補助」(national income grant)計畫期間,基本收入方案皆有過一段認真的辯論。近年的瑞士公投、芬蘭實驗及法國總統大選則為這個概念吸引了更多國際性的目光。
給付水平頗高的2016年瑞士「最低全民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公投雖然受到76.9%選民否定,在此之前與之後引發的許多辯論獲得國際性的關注。2017年代表法國社會黨(PS)參選總統的哈蒙(Benoit Hamon)提出了每月發給所有法國公民的基本收入方案,並認為向工業機器人徵稅可以支援這項補助的財源;雖然他後來也將資源限縮至收入較低者。
芬蘭右派政府在2017年1月展開的基本收入實驗成為歐洲首例。這項為期2年的實驗向隨機選出的2000名福利補助者提供每月560歐元(約新台幣2萬元)的免稅補助,試圖研究基本收入是否有助提升就業、簡化社會福利系統。
但范.帕雷斯認為,任何有效期的實驗都無法為基本收入的經濟永續性提供準確的答案。首先,人們對暫時性與永久性的補助有不同的行為反應。且這些實驗的財源通常是外來的,無法將基本收入社會中的淨貢獻者納入實驗。有限的實驗人數也無法產生全面性政策對市場帶來的相應影響。
他也指出,如今這些參與實驗的芬蘭人民成為鎂光燈焦點,花費許多時間接受記者訪問、分享心得,也會使得實驗結果與真實施行情形產生偏差。
在講座回應聽眾提問時,范.帕雷斯表示,基本收入至今難以落實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基本收入是對現行制度的一種基進改變(radical change)。不只在行政層級如此,也有賴一種原則性、認知性的改變,包括人們了解到自己的收入有部分來自於整體性的遺產,與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
第二,基本收入不符應傳統的政治分界。無論是左派或右派政黨中都有著支持與反對基本收入的成員,使得領袖不敢輕易推動這項政見,以免導致內部分裂。
范.帕雷斯表示,不應期望立刻提供慷慨的基本補助給全體人民。較穩健的作法是先以小規模、漸進式的方式踏出第一步。
在與台灣基本收入組織成員討論後,范.帕雷斯表示,台灣現行的福利制度還無法提供全民性的保障,仍有些弱勢族群並沒有被社會安全網接住。「重點是讓人民自由,不只是避免他們挨餓。」他說,「但先避免任何人民挨餓是很重要的一步。」
推行全民退休金機制、給予所有孩童津貼、或是提供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 basic income)都會是邁向完整基本收入的重要步伐。范.帕雷斯表示,「一旦你跨出第一步,就可以持續思考如何改進,讓補助更加全面、更加無條件地實行。有長期的規劃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