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警告：有雷慎入）

這部電影有一股呼喚觀眾尋索記憶的魔力。看《幸福路上》，當小琪考上北一女，鄰居來家裡祝賀，我腦子閃過一片回憶，一絲鄉愁，一抹不幸福。在黑暗的戲院裡，我陷入沈思。

怎麼定位這部影片？說是「國族寓言」太重了點，說是個人成長史（導演個人傳記）則太窄。我這樣看：這部片子帶我們重溫一個年代、兩個世代的共同記憶。

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後期，即將進入政治民主化。經濟起飛後期是什麼概念？就是有辦法、機會好的人，在經濟起飛的前期都脫貧致富了，他們是黑手變頭家；而在後期，機會相對緊縮，競爭變得更加激烈，更多人摔落在向上流動的階梯底下。小琪和她的同伴們見證了這個歷史過程。

這部電影有一個明顯的階級觀點，也是一個關於社會流動的寓言。這個寓言完全是台灣式的，一股濃濃的，屬於中下階層的、大都會衛星城鎮的鄉土味。

小琪和兩個好朋友，都沒有錢可以補習，老師不疼，成為班上的異類，三個人成天玩在一塊。聖恩：老爸開廟、養粉鳥，小時候還兼做乩童。長大開機車行，賺了點錢買大樓公寓「博士的家」，圓了他小頭家的夢，結果在921大地震時整棟大樓倒塌壓死。貝蒂：台美混血兒，媽媽把她放在新莊給表姊帶，表姊賣檳榔，貝蒂成天夢想爸爸回來接她們到美國生活，結果爸爸從來沒有出現。

貝蒂長大當了小三，生兩個小孩，成為單親媽媽，靠行表姊檳榔攤賣剉冰，兼做房仲，回到她小時候做美國夢的空間起點。

小琪：爸媽期待她好好讀書、聯考、考上醫科，做醫生開診所賺大錢。考上小綠綠女高，厝邊隔壁來道賀，彷彿已經考上台大醫科。結果小琪堅持讀文科。因緣際會到美國，結婚，但過著一點都不美的美國夢。小琪跟美國丈夫說：到美國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聖誕樹，樹上燈泡以前都台灣做的，媽媽都在串燈泡。那是「客廳即工廠」的年代。很真實的階級經驗。

重返記憶的現場

直到阿媽往生小琪才回台灣。在美國，很少與家裡聯絡，一通電話，讓她匆忙返鄉，讓人想起《新天堂樂園》開場，導演沙瓦托·狄維塔的媽媽打電話告訴他，艾費多（導演小時候的精神導師）去世了，決定回到闊別30年的家鄉西西里。

小琪回到家，看到爸媽生活向下跌落，爸爸退休（其實是工傷被退休）後又再度做夜班警衛，媽媽熱衷撿破爛。媽媽因為偷拿了菜販一把蔥而被抓到派出所，小琪發現家裡冰箱發臭，「媽媽心裡什麼時候破了一個好大的洞？」這個破洞，怎麼來的？典型下層階級的台灣母親，為家庭子女奉獻一輩子，到了老年卻不知道為何而活。

小琪爸媽把自己出頭天的希望都壓（押）在小琪身上，無比沈重。在小琪迷失的時刻，阿媽就會出現。阿媽演巫醫，幫她收驚；也是精神導師，在她迷失時，陪伴她解惑。電影中，阿媽幾次說：「人只要吃得飽，就很幸福啦。會煮飯就已經很好了。」這表現出某種底層的認命的生存哲學，讓人聯想《悲情城市》最後一幕，主角之一陳松勇死後，全家圍著大圓桌吃飯。但吃飯只是渡過「餘生」的起碼條件。之後怎麼辦？

小琪回到台灣，決定離婚，留在父母身邊，恐怕還是得面對她以前決定離開台灣、離開原生家庭的那些困擾她的現實困境。這讓我想到陳映真的「夜行貨車」，兩位主角在經歷一段折磨人心的遭遇後，決定返鄉，故事嘎然而止。但返鄉真的就可以解決問題嗎？小琪在電話中跟先生在「協商」離婚時，丟了一句：你愛的「只要是亞洲女人就可以」。「夜行貨車」中也安插了一段CCR（跨文化戀愛），誘發主角情慾意志的關鍵轉折，推動故事發展。相較之下，小琪的戀情蒼白（甚至空白），但恰好映托她成年後的荒涼。

《幸福路上》喚起不幸福的記憶。小琪出生那一年我上國中，蔣介石去世，春雨綿綿的日子，我和我的同學們在「操場」（軍事訓練的象徵）永無止境地練唱「蔣公紀念歌」。練到有一天傍晚，我發現左前方的同學因為憋不住尿而拉出一條綿長的黃色小溪流，從雨衣褲管傾洩而出，與雨水合流，融合在遍地哀鴻的噪音之中。這個故事，永遠藏放在我的心底，是我少年時代的創傷，也是我的政治啟蒙。因此，當我看到電影中「蔣公」銅像如此慈祥可愛，反差極大，心裏悲涼。

我喜歡的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他在《雕刻時光》談到他最愉快的經驗是收到從俄國各地寄來的信件，這些信都是一般觀眾寫的，所謂凡夫俗子的影迷，她們向導演訴說他的電影情節與人物，如何寫實，如何喚起她們過往生活的點滴回憶。《幸福路上》對我也產生這種效果。

剛剛講的「青少年爆尿」的小故事，我曾以詩的形式表達。因為喜歡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閱讀他的書而在心裏撞擊與迴響，因此，我把這故事還原，呈現影像與聲音，作為我向《幸福路上》的致意，回報這部電影讓我重返記憶的現場。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與蔡宏政、鄭祖邦合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圖片取自幸福路上官方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