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宏早前訪問中國，表面的示好舉動不少。先是在推特上載學習普通話的片段，後又指參觀紫禁城有助暸解十九大的「和諧」之涵，但一句「希冀中國開放市場」，方是法國的主調。這個呼籲讓人聯想到1793年出使清朝的英國馬加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他們覲見乾隆，希望滿清開放貿易限制，最終卻無功而還。

笨蛋，問題在經濟

馬克宏的說法其實非常玩味，不過相信比較多人關心美國的對華態度。其實，美國外交學者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在《華爾街日報》就撰文，以為美國的左右派正在形成一種「應對中國強硬起來」的共識。話說回來，中美貿易赤字之大固然已成「舊聞」，但中法的貿易赤字亦以百億歐元計，可見馬克宏是次對華言談已非常客氣。德國和澳洲「脾性」或許稍遜，近日都有頗為率直的聲音以示對中國不滿或懷疑。箇中理由不一而足，涉及的還有國安和版權等議題，但大家似乎都對中國市場諸多微言。說得難聽，就是中國實踐貿易保護主義；說得好聽，就是中國效法川普行"China First"。這個畫面，不就像清朝由盛轉衰的情節？

回想鴉片戰爭的前夕，先不理誰是誰非，正是英國敲滿清的商業大門不果所致。英國不是沒有試過在遵守大清律例的情況下進行雙邊貿易，但當時就算計上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入最多的印度棉花，亦無法化解貿易赤字，成為了鴉片大批流入滿清的端倪。日光之下無新事。當下中國經常掛在口邊的「西方世界」對雙邊的市場狀況既愈見不愉，主因之一也是貿易赤字。不過，要求中國主動「改善」宛如與乾隆對話一樣，只會自討沒趣。

經濟戰根本難以避免。其一，縱觀中國現今的體制，是否有可能稍稍放緩貿易保護主義？難矣。不要說外資，連中國的民企愈來愈難經營。參考何清漣女士和程曉農先生在《中國潰而不崩》的觀點，2015年9月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顯反映習近平堅持把國企「做大做強」，一來為了紓緩日趨惡劣的財政問題，二來要集中權力。國企既成了中國經濟和政治穩定「任務」的重要一環，對之「愛護有加」絕對「合情合理」，加上產能過剩必須盡量以出口緩解，要求中國更開放市場，等同要中共把自己權力押上作賭注，絕對是緣木求魚。

其二，當下中國抱有虛浮的「大國」心態。華夷之辨並沒有隨著中華帝國告別帝制而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看清形勢的一大枷鎖。這方面鄧小平倒顯出其外交智慧，道出中國有韜光養晦的必要，問題在於中共沒有耐性繼續踐行，在國家略有氣息之際就急着「強起來」，名符其實的發一場「中國『夢』」（「精英」卻異常清醒，走資移民之急可謂路人皆知）。在「中國『夢』」的氛圍下，政府難以對外示弱、妥協，中西的貿易糾結自然難有出路。如此窘局，日本是中國的借鑒。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之優勝劣敗不消說，經一事長一智，日本在二戰後也似乎深明政治現實的道理和限制。

哈佛大學日本史專家Andrew Gordon回顧上世紀7、80年代，指出日本自1965年起扭轉了與美國的貿易差額的位置，到80年代中期每年貿易赤字更跳升至每年500億美元左右，有望渡過敗戰後的陰霾，欣欣向榮。不難想像，有人歡喜有人愁，美方認定兩國的貿易不公平，並對日施壓，致使兩國達成一系列協議。其中最致命要數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此舉迫使日圓升值，成為「失落的十年」的一大元兇。日本輿論當然怨聲四起，批評黑船來航隔世再現，但大和政府務實清楚一點：得罪時下的美國，得不償失。這段往事，筆者認為中國很難消化，但撫心自問，中南海有能力與重返亞太的美國對抗嗎？甘迺迪和尼克森能向前蘇聯明確表達不准在古巴放置核武和建立海軍基地的信息，強調無人能染指美洲，反之，北京今日對華盛頓在南韓設置薩德（THADD）卻無計可施，足以看出實力之高低。

或許有人對中國仍抱一絲希望。畢竟，當自由派評擊川普反全球化，曾有一些評論以為中國有可能接手自由貿易的龍頭位置。但正如筆者已在上文解釋，這種想法幾近不切實際。尤記得習近平上年一月在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找住美國準備退出TPP的機會，在演講左一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右一句「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把中國包裝成全球化甚至保護環境的倡導者。一年之後，親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竟一唱反調，提倡各國提防中國的銳實力（Sharp power）。習近平當時一片苦心可謂前功盡廢，但毫不叫人意外，因為中國的意識形態與乘美國退場而入的加拿大迥然不同。後者總理杜魯道同樣借機高舉全球化，但他往年的成績單顯然遠較習近平漂亮。

中國將「再」被圍堵

說到這裏，我們是時候調整檢視國際關係的視野。中國可以「和平崛起」當然是春秋大夢，現況也許如同曾任希拉蕊和拜登外交政策顧問的Jake Sullivan所說：「可能除了柬埔寨之外，亞洲沒有那個國家希望中國獲得主導地位或霸權，另一方面，各國也不想在中美之間作選擇。」但國際形勢總不會維持現狀。未來的中美關係當然是觀察重點之一，但只是「之一」。美國國力不如昔日固然是「中美關係不是唯一焦點」的成因，只是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回落，北京肯定會更加對國內的企業施予緩手。這樣，不滿者將絕非只有美國，或德國、法國、澳洲，而是「西方」。與此同時，現在深受另類朝貢體系之苦的中國鄰國亦可能反彈，站在「西方」的一邊。如同清末時朝鮮希望盡快擺脫大中華的約束，拆毀迎接清朝使節的迎恩門一事仍然歷歷在目。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對中國而言，現在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引活躍於嘉慶至道光年間的士人龔自珍之說，現今乃中國之衰世：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龔自珍集，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在「一治一亂」之間，龔先生加上「衰」一字，意則一個表面繁華，活在其中的人卻與真相隔絕，了無生氣，逐漸步向亂世的世代。龔先生生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壯年眼見乾隆自以為強大的滿清（說法不一，但GDP占世界比重很高應為事實）如何迅速積弱，到離世時正值鴉片戰爭的「新時代」，一生彷佛見證了自己的衰世預言。先賢之慨歎，中國人能用心聽，認清大局嗎？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