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在幸福路上迷路，表示還在路上。走路，就有了前進。畢竟，歷史無法用頭走路。

《幸福路上》不僅是國族寓言，或是個人成長史，也是失落的哀悼體驗。臺灣主體的認同匱乏、母親心理的黑洞、父親工傷的失落、林淑琪跨國婚姻的離婚、許聖恩的震災罹難、莊貝蒂的混血身份，城鄉發展的失衡，方言禁令和對原住民等同嚼檳榔的汙名，以及臺灣社會政經演進等場景，無非是失落的哀悼。

白色恐怖時期讀書會被羅織造成的精神與身體傷害、阿嬤死後的幽靈對話、宮廟的民間信仰，生老病死的通過儀式，都是影像動畫帶出來的生命語法。失落帶來了不一樣，不一樣也就有了力量，體認到幸福是存在於剃刀的邊緣。有些人得到幸福的同時，其實是做了某種犧牲和妥協，像是含著淚水和傷痛來擁抱幸福。

當偉人「崩殂」後，才有「平凡」人物的誕生。在威權統治下，個人的故事都籠罩在巨大的強人政治陰影裡。這部電影回頭看我們曾有的打敗惡魔黨的科學小飛俠年代，或是小甜甜是曾有的童年回憶，讓我們重新溫習了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型態，編年體、藝術、敘說、論述、詩文、卡通神話或寓言等文體，這些故事都給了自己歷史。

即將進入戊戌關頭的臺灣，如何說出自己的身世？過去認為集體記憶有兩種取向，一是「解剖者」，二是「拯救者」；前者強調集體記憶的社會建構面向，後者凸顯歷史延續性和過去對當代的影響，兩種取向的力量是互相競逐。

我們到底遺忘了什麼

這部電影給出了民間記憶的「詮釋者」位置，這不是簡單的「壓抑的回返」的手法，而是對於「回返的壓抑」的召喚。當臺灣社會解嚴後多元自由的百家爭鳴時代，我們以為過往的壓抑苦悶都已獲得解放，一味地「逆風高飛往前看」的訴求，對於過往歷史苦難（從小至個人到大至國家）的遺忘或壓抑，淪為官方記錄文件的書寫。當苦難向文字轉換時，為何失重？我們到底遺忘了什麼，以致我們將苦難轉述為文字時，常處失重狀態而達不到警覺的力度？

透過動畫影像的穿透力打開了簾幕記憶，將記憶的觸角深入日常生活的空白、缺損處，直面歷史往往成為紀念品式消費產業，以及公共版本的樣版敘說。

幸福路上引起的共鳴，無非是帶出思考的間距，如此的間距，正好提供一種遙遠距離回聲震盪的現場，更能帶出置身所在的家鄉呼聲，臺灣的所在。走過「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當時年輕學子路線後，林淑琪繞了一圈後回到臺灣。雖然有時，儘管已經到達家門，但歸家者仍未到家。

在心境上，婚姻失敗收場的女兒回到「娘家」，多少仍會感受到傳統性別文化上的壓力。但當我們瞭解到，語言是人這種存在者最近的鄰居，我們無處不與語言相遇；我們才明白本己的語言說，而不是他人的選言論，才是歸家者的「返鄉」之路，也是生命的禮物。

從過往臺灣語言、原住民語言的失語，國語政策的推動，或是美國話的學舌現象，乃至填鴨教育的灌注，以及由家庭代工外銷到臺灣人民作主的時代，我們在追求幸福的路上，還在等待著彌賽亞嗎？

哲學家德希達認為，彌賽亞有可能是雖然我不願他來，卻一直在等的那個人。人們和彌賽亞的關係可能是這樣的：我想要他來、我希望他會來、希望他者以他者的身份來，因為那將意味著正義、和平或者革命的到來。「彌賽亞性」的概念也包含了革命，可是同時人們又感到害怕。

所以，人們會對彌賽亞說：「你什麼時候會來？」這其實是說，只要我還在跟你說話，只要我還在問你「你什麼時候會來」，至少你就還沒來。只有這樣，才能繼續問下去，繼續活下去。

回到生活的一部份

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懷舊文化，但電影中鄉愁原型的表現方式，並非文法上的過去式，而是一種語意上未來式鄉愁，是展現不一樣的展望力量。幸福的追尋，無非是遠離後的歸返，人們一直在追尋，保持在路上的前進，但匱乏的失落不是填補，而是回到這是生活的一部份。

或許，我們失落的是臺灣社會的韌力。當代社會充滿著兩類刺激，「簡單刺激」和「積極刺激」。前者只能使人得到感官上的滿足，後者可以促進人類追求真善美。我們生活往往充斥著「簡單刺激」，每天血色腥、政治口水和八卦的新聞不斷上演，閱聽者在饜足的官能刺激挑逗之下，固然獲得某種填補上的滿足，深層心理卻也無奈厭煩。

一部動人動畫是象徵，象徵是一種代表心理經驗的語言，它不受邏輯和時空支配，而被熱情和聯想所連結。《幸福路上》生成豐饒的「積極刺激」，使得人們轉向創造性的野性思維和豐富度的情感記憶，散發著民間活力和想像自由，呼喚出台灣社會早已遺忘的共同語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梅特林克著名小說《青鳥》主旨是只有表面的幸福，不能算是真正的幸福。青鳥是幸福的象徵，但還不夠真實。《幸福路上》所蘊含的理想或夢想，縱使只是微小的幸福身影，走過真實的失落哀傷仍存在著至高的微小幸福可能。

※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