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受到公民社會與審議式民主的浪潮所驅動，社會大眾對於公共事務關注的興趣遠甚過往，再加上新舊媒體管道日益多元，使得政治溝通必須兼顧傳統媒體的散佈、流通、轉化與反餽等功能，也必須融入新媒體所擁有的即時、互動與分享的特色。因此，在政治溝通與形象包裝日趨專業當下，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對話成為一門藝術與學程，更突顯政策辯論的重要。

政策辯論的意義可從美國歷次總統大選的政治效應得到解釋，好的辯論策略、政策闡述與形象塑造往往成為選戰的關鍵。甘迺迪就是藉由與尼克森的的電視辯論拉開兩人差距（此為美國首度電視政策辯論），其後也在雷根、小布希與柯林頓、歐巴馬的選戰中主宰勝負。

台灣自從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開啟電視辯論先河後，其後除了歷任總統大選外，在地方首長選舉、政黨初選、以及各項公共政策的討論中也逐漸發酵，日益成為輿論、選民與政治參與者關注的焦點。2011年的雙英ECFA辯論所提出的「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走向中國」的論點，迄今仍是藍綠政黨在兩岸經貿政策上的分水嶺，至於柯文哲與連勝文在2014年那場電視辯論更是改變勝負的關鍵之一，柯P辯論時的論點迄今仍是政治傳播的基本教材。

由於劉世芳退選、國民黨在新北市與台中市面臨劇烈競爭，這意味朝野兩黨已進入2018年的初選熱季，外人看戲之餘同時也替這兩黨的政治文化、人才甄拔與初選制度進行評比，稍作分析即可發現找出高下之別。特別對於初選的規劃與舉辦政策辯論的態度。

雖然兩黨都訴求團結與和諧，但是民進黨對此的認知是建立在「政治實力原則」與「政治溝通與妥協的技巧」的基礎上，因此有實質競爭意義的初選度以及政策辯論甚為關鍵，如此才能在市場機制中找到最佳的候選人（商品）、品牌、行銷策略與選民的偏好。這可從近期高雄市長選舉的政策辯論看出端倪，善於主導議題且擁有辯論資歷的趙天麟，藉此拉抬了自己的聲勢並拉近了與陳其邁的差距。

國民黨則是截然相反的思維，似乎將競爭開放初選視為洪水猛獸，更別說是舉行有論點交鋒的初選政策辯論。國民黨特別強調形式上的團結，因此除了偏好 所謂由上而下的協調外，多次都將敗選責任定位於「派系整不完整，導致組織無法動員」或是「民進黨太會宣傳說故事，網軍一面倒挺綠」，這種倒果為因的解釋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國民黨的世代交替有其必要，但為了避免揠苗助長或是完全否定老將的存在價值，但有考慮政黨人才培養的現實考量，舉辦有意義的政策辯論方為上策。惟有展現對市政的關心與規劃，提出政黨改革的藍圖以及政黨政治的遠景，才能讓國民黨成為實質的在野黨，也讓台灣的兩黨政治的良性循環可能再運作。因為在辯論過程中，透過論點的交鋒、彼此的詰問以及公民團體與媒體的提問，才能比較與競爭出論述與市政規劃的內涵與品質，這是一般擁有高知名度政客或是純粹派系掌門人難以達成的。

值得關注的是，正值羅智強與蔣萬安宣布不參加國民黨台北市長後，兩位還在局內的兩位候選人丁守中與鄭麗文都表達進行政策辯論的意願。丁守中想要展現過去於台北市政的專注與專業，鄭麗文則藉此突顯個人犀利的問政風格與媒體形象，但不論動機為何，這都是國民黨新政治與新典範的開始。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