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住在柏林是2000年，當時中國剛剛在施普雷河畔買下了一棟建築，成為其龐大的新大使館的一部分，簽了大樓頂層租約的一間女賓健身房的客戶遭到了工作人員的言語侮辱，還被迫接受恐嚇性的安檢。

這樣離奇的行為，顯然是想強迫健身房搬離，保證整棟大樓都為中國所用。這個辦法奏效了。今天，這棟玻璃覆蓋的銀色大使館在墨綠色的施普雷河邊熠熠發光，衛星接收器和天線從房頂上向外探出。

我又回到了柏林，而在我駐京報導的這些年，中國的全球經濟實力從第六位躍居第二，把德國從第三擠到了第四。從中國回到這個國家，我震驚於中國在這個國家中維護自己利益的方式，竟已威脅到了德國的核心價值觀，遠遠不止恐嚇去健身房的女人。

德國必須阻止中國干涉德國來之不易的民主。德國手上的牌要比許多德國人意識到的更好：中國不想失去這個地處歐洲心臟、有著技術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夥伴的友好與合作。德國應該對中國持續而劇烈的干涉做出反抗，正如中國感到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威脅時會做的一樣。

近幾個月，中國放出了一系列試探性氣球，想看看德國民主對他們的容忍能到什麼限度。首先最容易留意到的，是在德國的土地上對言論自由和政治抗議的挑戰。

拿11月的一起事件來說，為了抗議幾個舉著西藏「雪山獅子旗」的西藏和德國球迷，中國暫停了在德國東南部舉辦的一場中國U20國家足球隊和TSV肖特美因茨(TSV Schott Mainz)的比賽。中國將這面旗幟視為西藏反抗統治的標誌。在這些旗幟收起後中國球員才重返賽場。（中國隊以0比3輸掉了比賽。）

「我們當然支持言論自由，」德國足聯副主席羅尼·齊默爾曼(Ronny Zimmermann)事後表示。「我們的夥伴暫時還不太能適應。」計劃內的一系列比賽均被推遲。在中國同意尊重德國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抗議之前，德國都可以取消比賽，這是捍衛民主的絕佳機會。

一個月後的12月，德國國內情報機構主席警告，中國特工在「廣泛嘗試滲透地方議會、政府部門和行政機構」，使用虛假社群媒體帳戶招募德國線人。

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議員邁克爾·布蘭德(Michael Brand)表示，中國外交人員還施加壓力，阻止德國各市政廳在去年3月10日紀念西藏1959年反對中國統治的失敗起義的活動中懸掛雪山獅子旗。2016年，在中國外交人員與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內政部聯繫之後，該部門要求當地政府重新考慮這一做法。

布蘭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問題在於，「德國並沒有真正維護自己」。

布蘭德應該知道的。2016年，中國駐德國大使向當時擔任德國聯邦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的布蘭德表示，他必須取消在德國的某些演講活動、刪除他官方主頁上的某些圖片和文字，才能前往中國。

布蘭德拒絕了，因此被禁止進入中國。他表示，德國政府幾乎沒有採取任何報復措施。在他的旅行禁令實施約一個月後，德中內閣聯席會議在北京如期舉行，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出席了會議。這是一個錯失的機會：德國應該取消那次會談，以警告中國停止干涉民選德國官員的事務。

當然，這裡的人們主要關注自己身邊的挑戰，包括中歐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羅斯、實行威權統治的土耳其、來自中東的100萬難民、不可預測的川普以及英國退出歐盟的計劃。

這些都引起了憂慮。但是，中國的經濟實力與政治威權的結合卻沒有引起憂慮。

2016年，中國超過美國和法國，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那一年，德國向中國出口了約920億美元的商品，進口了約1140億美元的商品。德國依賴出口，幾乎在全球範圍內都保持著貿易順差，但它與中國的貿易是個例外。

因此，最終能引起德國人關注的可能是「中國製造2025」，它是北京一樁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成為世界高科技製造中心。

該計劃威脅著德國的長期繁榮，因為它的目標是用更廉價的中國產品取代德國等國的先進技術產品：先是在中國國內，而後是在全世界。當——或者說如果——中國在電動汽車、機械人和其他一系列工程領域取代德國的技術，那麼德國可能會面臨更艱難的時期。

其他民主國家，尤其是澳洲，開始意識到，他們必須抵制總是遮遮掩掩的共產黨為塑造關於中國的全球敘事，並確保自己在國內外的控制權所做的努力。

作為歐洲中部的大國和最大的經濟體，德國應該監視企圖削弱其民主制度的行為，並進行宣傳，以便民眾能夠教育和保護自己。它應該拒絕向中國出售具有戰略價值的經濟資產；強化學術研究和政治方面的財務透明度，以防止資金充足的中國購買影響力；並且利用自己在歐盟的地位，幫助規模較小的歐盟成員國也這麼做。中國會強烈抗議，但它只會得到這樣的信息：德國對民主的捍衛是認真的。

值得記住的是，1956年，西德出於對蘇聯勢力的恐懼，禁止了本國的共產黨。沒人想要回歸冷戰思維，但那段歷史為在德國禁止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作為對北京的嚴厲警告提供了先例，例如在共產黨在學生聯合會中的活動。

德國應該讓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商人抱著民主價值觀生活在這裡，把威權主義留在國內。

否則，德國在二戰後所獲得的自由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是它以對全世界和自己的可怕傷害為代價換來的。

※作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前《紐約時報》駐京記者，現在是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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