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作為」是鄧小平說的，背景是1989年，才剛向世界開放不到10年的中共，因為天安門鎮壓學生事件受到西方國家制裁，之後「蘇東波」又吹垮一票共黨國家，小平同志因而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以為中國面對國際局勢的原則；92年又補充廣為世人所知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成為所謂「20字戰略方針」。

這項方針歷經執政13年的江澤民、10年的胡錦濤一共23年，即使中國經濟實力大幅增長，都沒有改變。不過，其中還包括鄧小平90年底提醒的「根本國策」：「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換言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小平同志已認為中國應該推動新的國際政經秩序！只是江、胡都沒有正面挑戰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

習近平不一樣，他針對中國的對外發展戰略，說出「奮發有為」，場合是他上任大約一年後的2013年10月、七常委全到齊的「周邊外交工作會談」 上，習近平提示「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策略雖然邁出了一步，但是範圍縮限在周邊國家的外交工作，這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作法，顯示習政權當時的穩健態度，但是，這一原則，並沒有維持太久。

他的急迫感何來？

這個月15日，習近平在中共「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發表講話－中共的新聞稿特別用了「鮮明指出」：「當前，我國正處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而且強調這是習主席「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綜觀講話全文，雖然沒有限定在外交事務，但是「抓緊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明顯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和平崛起」，而崛起一辭當然是指在國際大環境之中，否則躲在國內崛起，有何意義？

這就帶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在第一任期初就修正了小平同志指示、江胡奉行20餘年的「有所作為」，改為「奮發有為」，可以合理解釋為中國經濟實力膨脹使然。只是不過才5年，又加快腳步，濃墨重彩「大有可為」，他的急迫感何來？

這項疑問按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從三個層次入手分析：國際層次 、國家層次、與個人層次來找答案。

中共要帶領人民共築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暗示中國要洗刷「百年恥辱」，而當年帶給它百年恥辱的西方列強－還有日本，現在還有誰會攔著它？誰又有能力攔著它？只剩美國了。一位熟悉中國歷史的美國國關學者形容，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像一位孤獨的拳擊手，站在拳擊臺上，尋找下一個對手。中國顯然就是這個對手。

喔，失敬了，不只是「對手」。上個月18日，美國公布了川普上任後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改小布希時代以來，稱中國為「對手」（rival）的用語，改為「競爭者」（competitor）。此一用語在學術界早已屢見不鮮，但見諸官方文件，還是首次。而且，這份報告中認定的跨國界威脅有三，按順序分別為：1、修正主義大國，2、流氓國家，3、恐怖主義。

大國政治的悲劇

看，小布希從「九一一」事件後大力打擊的恐怖主義已滑落到排行榜第三了；朝鮮金三胖可能也很挫折，他與川普鬥嘴鬥了大半年，搶佔國際新聞版面如此成功，原來只排名第二。美國認定的最大國家安全威脅，已經是所謂意圖改變國際現存政治經濟秩序的修正主義大國了。你猜是哪一個大國呢？當然，俄國也是。

所以，美國的強力敵視，可能是帶領中國崛起的習主席急迫感來源之一，中國眾國關學者費盡心思建構的和平發展理論，似乎難以改變老美以競爭為唯一實踐的國關理論觀點，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真是西方思想中深埋的魔咒？

當然，從中共對內維穩經費不小於國防預算的觀點來看，習進平的急迫感也可能－至少一部份－來自國內。以反腐為號召的政治改革也好，權力鬥爭也好，從下台官員的數字來看，已令人驚心動魄，解放軍少將以上因而自殺者竟達15人之多，更是匪夷所思；還不提坊間各種暗殺、政變的傳聞，習主席壓力怎可能不大？歷史上改革者案例失敗遠多於成功，戈巴契夫的殷鑑更是不遠，內部的各種拼鬥與反彈，可都是以身家性命相博呢！ 這是國內的層次。

個人層次的分析最難，就算熟讀了習近平登大位前後的所有公開文稿、以及他生平資料檔案，我們仍然很難揣測他內心真正在想什麼。習2002年前曾在福建工作超過10年，認識台商朋友不少，據說能聽得懂閩南語，我也有一位台商朋友告訴過我他與習個人來住的一些經驗感想，但當時的省一把手與後來世界最大政黨的總書記，面對的壓力與必需思考解決的問題，怎可能同日而語呢？

我們比較能確定的是，國際大環境確實給予習近平一個大不同於江、胡的外在刺激，經濟飛躍促成中國社會的多元化，也加重一元化的中共領導必需面對的壓力，即使不是習近平，不論誰在這個時代接下了中國一把手的權位，恐怕都必需從有所作為，快速推進到奮发有為與大有可為，否則就有可能被所謂「歷史機遇期」所汱換。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