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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訴求主張 正吞噬台灣的民主與理性

張宇韶 2018年01月31日 00:00:00
直觀式的不滿,希望「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這些方案都是「最大的簡單化」。(資料照片/鄭宇騏攝)

直觀式的不滿,希望「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這些方案都是「最大的簡單化」。(資料照片/鄭宇騏攝)

近日,朋友不約而同分享了兩份政治文宣,雖然立場極為鮮明,甚至處於政治光譜極致兩端,但我看了之後眉頭深鎖,也讓自己的思緒頓時摔落在莫名的情緒幽谷。

 

第一份我並不意外,是某台派教授的慣用語法,顯然他對民進黨的執政萬般不滿且充滿批判。他認為當下台灣所有問題皆在於「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始終在台灣進行殖民」,所以解決方式就是「立即推翻這個殖民政府,宣佈台灣獨立」,至於實際的步驟、策略與行動完全略過不提,其論述就是在這兩個命題之間進行跳針式的循環論證。

 

這是典型「解殖」的論調,往往被其支持者冠上一些左派與後現代的語境,諸如解構、去中心、後殖民等時髦字眼,或是與切格瓦拉的形象相互連結。

 

另一份則是準備參與某黨議員初選的文宣,其實也沒有太多的政見闡述,就是引述某媒體針對酒駕進行重罰所作民調,隨即主張「連署市民對酒駕肇事者,施以重法之修法」,方向則是「施予鞭刑」。我稍微找到這位政治新人的臉書,梳理了一下相關的論述與支持者的留言內容,得到了這樣的歸納與認識:「台灣目的問題與混亂來自於過度民主與自由」,「處於亂世應該施予重罰,政府應該要有權威,才能回歸秩序」。

 

這是經典「復辟」的觀點,由於對於秩序存在絕對的渴望(也可解釋對變革社會的極度恐懼)因此其支持者往往將時空背景逆回溯威權時期,對於國家神話與強人政治有著彌賽亞似崇拜。於是,他們往前挖掘了蔣經國,向後則是投射了習近平。

 

乍看之下,這兩種論述應該存在某種對立與衝突,但是冷靜剖析後,卻發現兩者之間卻存有某種的邏輯相似性,巧合到令人拍案叫絕但又有些無言以對。然而這就是我的思緒跌落幽暗谷底的原因。

 

首先,他們對現狀都有直觀式的不滿,都希望「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然而這些方案都是「最大的簡單化」。

 

他們唯一的差異,在於解殖派認為當下過於反動,復辟論者則是認為現狀過於放任,因此對於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民主政治、政經秩序、社會關係都存在高度懷疑與否定。所以只要砍掉目前的體制,就可以超越或是回歸理想的烏托邦或涅槃世界,不論代價多大,不管歷史發展階段為何,也不問多數人的意見。

 

其次,雖然兩者論述的形式似乎在意識形態光譜的左右兩端,但是本質上就是個封閉的國族/民族主義論。

 

這個現象在復辟論者反找不到太多的存疑,因為這本是其「內建」的論述屬性;諷刺的是,這個錯亂症候反在解殖派口中找到病源。如果說,激進的左派是國際主義或是無政府主義論者,那麼在這些口出「滯台支」的解殖語境中,只嗅到濃厚與狹隘的台灣國族主義,他們所追求的未來共同體其實與過去「雅利安/反猶」或「中國中心/去台」如出一轍,所以這套論述根本是種「形左實右」與「扛著紅旗砍紅旗」的謬劇。

 

再者,他們對於理性、歷史與知識論證採取選擇性的態度。

 

解殖論者雖然欣羨西方六十年代的後現代與革命氛圍,也企圖在歷史中找到類似二戰結束前美國意圖在台成立軍政府的的政策,或是舊金山合約中有關「台灣主權未定位論」的見解,但這些人為剪裁多半是來自於於個人的臆測、價值偏好與口耳相傳,由於這些多不具備國際關係、國際法、政治學或社會學的專業背景,與之進行專業討論或理性辯論多半陷入夏蟲語冰的困境。反之,保守論者往往是自己為菁英或道德論者,與之對話若有偏差,往往訴諸於黨國教育的基本觀點,或寄出民粹與道德大帽,挑戰者反成「刁民或是佞臣」。事實是,這些人未必是菁英,卻擁有與生俱來或不知何來的優越感。

 

最後,在政治認同與社會階層中,兩邊都擁有高度排他的同溫層屬性。

 

簡單說,如果挑戰這些人的論述正當性與邏輯相關性,兩群狂熱的支持者就會進行「二元式」的敵我劃分或階級鬥爭。諷刺的是,解殖者論者往往將對手扣上「紅統」與「舔中」的符號,保守論者則以「藍皮綠骨」或「綠蛆」對待異議者。即便這些人根本就是其政治友軍或側翼,其價值主張也無本質上的衝突,異議者就成了對手陣營的「同路人」。

 

這兩股極端力量正在醞釀中,特別是在網路社群進行政治與社會進行集結。雖然這與全球化效應有關,但是融合了台灣的歷史、族群、政治發展與國家認同因素,再把背景鑲嵌在當下詭譎的兩岸關係中,這已經為台灣的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實踐埋下了隱憂。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關鍵字: 解殖 鞭刑 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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