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20大會開幕在即，安保工作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此次安保工作覆蓋面很廣，除浙江全省外，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也都有波及，動員力度更是空前，從軍隊、武警到地方各級政府，無不參與，手段也更加嚴密，核心區域幾乎達到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程度，由此引發的各種不便，也就隨之而至。在社交網路上，就有許多人曬出了種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圖片。

一個會議，竟然如此大動干戈，有人歸咎於地方政府的小題大做，浪費資源，但從軍隊、武警的調用，以及全國範圍的波及來看，地方政府並無如此權能。此外，這一模式可以向前追溯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安保模式，此後2009年建政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1深圳大運會，2012年廣州亞運會、2013年南京青運會，包括2014年APEC北京會議期間，無不如此，已經成為一種固定模式。

總結這一模式，除了大規模使用體制直接支配的軍隊、武警、員警等強制力量之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社會相當深度的動員，北京奧運召集了60多萬的「首都治安志願者」，其中更包括10萬名屬於流動人口的「首都治安志願者」，遍佈於大街小巷，形成一種有別於平時的緊張狀態。此次杭州的遍地「紅袖章」，自是一脈相承。

其二，這一模式承繼但又大大地超越了日常的維穩模式，日常維穩所針對的各種異己人士，包括訪民、積極分子、異議人士等等，當然會首先面臨著被上崗、被旅遊、被約談等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是，相比日常維穩模式只針對特定群體，這一模式大大地擴張了管束物件，如深圳大運會期間，就列出了八類「治安高危人員」，並最終驅逐了8萬餘名上述人員。進而，這一模式之下，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不能倖免地處在被監視、被約束，被迫服從的狀態之中。

超越過往的維穩模式

大規模使用體制直接支配的強制力量，對社會有相當深度的動員，擴大管控對象、進而針對所有社會成員進行監控，以上三端，使得這一模式超越了只針對特定群體的維穩模式，更像是無差別地針對所有成員的局部戒嚴狀態。

自市場化以來，公社制和單位制逐漸崩解，體制失去了對於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直接控制，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也隨之形同虛設，對此，體制主要依靠維穩體制加以彌補，通過將極少數異己分子識別出來，並加以預防和管控，以達到維穩的目的。從常態來看，伴隨著長期的經濟發展，這一措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是，隨著市場化新社會群體的迅速成長，維穩體制也有其根本弱點：對於體制而言，新社會群體與自由化觀念相結合，在特定時機出現大規模聚集、重現當年天安門學生運動式的場景，是其最大的心病，而常態維穩方式，並無法應對突發的大規模聚集。

奧運安保模式的出現，一直到現在的G20安保，從根本上是為了應對這一情況。通過這一模式，不僅可以大規模地運用軍隊、武警、員警等強制力量，迅速弭平事態，更為重要的還在於，通過這一模式，還可以動員和組織親體制的社會群體，扭轉自市場化以來體制日益失落的控制能力，奧運安保之後，「首都治安志願者」並未退場，而是繼續發展，如今名聲大噪的「朝陽大媽」，正是由此演化而來，並成為了體制的拱衛力量。最後，通過這一模式，還可以對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進行無差別的監控、威懾，既可以提前降低社會運動出現的可能，也可以在非常時期嚇阻社會成員的大規模參與。

專政體制對「顏色革命」有高度恐懼

如此，體制試圖通過這一模式，有地效應對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突發聚集。而從2008年奧運之後的每逢大事必然採用來看，這就是一次對該模式進行的實體演習，既鍛煉了隊伍，也對社會進行了壓力測試，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在現實中，這一模式也並非沒有用武之地，2008年拉薩「3.14事件」、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之後，西藏和新疆地區均出現了與此類似的局部戒嚴狀態，不用懷疑，一旦內地出現類似的事件，過去西藏和新疆曾經出現的局部戒嚴也必然登場，如今的G20安保，無非是在為此進行演習和準備。

體制對「顏色革命」異常警惕，並由此在意識形態領域、維權領域、NGO領域持續升高壓制的力度，最新的天津審判中，再次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這一點。不過，對於體制的這一用心，一般社會公眾難以察覺，許多自由化知識份子則難以接受，而更傾向於將體制的這一警惕，看成是為了壓制社會，而尋找到別有用心的藉口，然而，阿拉伯之春的驟然出現，表明一個持續性地壓制權力，並系統性地攫取輸送利益的體制，無論其防範得多麼嚴，大規模突發聚集仍可能不期而至。

對於專政體制來說，「顏色革命」既是其揮之不去的恐懼，而從民間對G20安保的各種怨言來看，當下為了挽救這一命運的努力，卻可能最終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