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梁文道先生在其專欄（廣東人就該說廣東話？）中提到近年中港兩地一個有趣的現象：受本土、城邦論影響，視廣東話保留了中原正音，為華夏正統的香港朋友，每當有粵語在廣州等地受打壓的新聞傳出時，他們不免有些尷尬。因為雖然大家在語言保護的問題上取態大同小異，但目的不同，香港朋友更著重的是借此以表明香港與北上大陸的不同，保存了華夏正統，因而有理由謀求城邦自治乃至獨立。

反過來，對於在廣州等地高喊捍衛粵語的朋友也會避諱上面的說法，怕被扣上分裂國家的帽子，他們有時則憑粵語保留了中原正音這一點，證明今天講粵語的人可能比一般將普通話的人更像傳統的中國人。

粵語保存古音相當好，聲調多，音調全，比如入聲三套韻尾都全，較以北京話為底的普通話接近中國古音，這些說法在今天中港兩地已成為常識。無獨有偶，活在同一專制政權底下，本是同根生的省港兩地朋友，近年因著文化保護和政治抗爭的原因，似乎都往粵語，即廣東話身上添加了不少天然的正義性，可能會憑一點歷史追溯回來的所謂正統而過分宣揚「廣州人就要講廣州話」、「香港人講廣東話，聽唔識就翻鄉下」。

按此邏輯，在香港廣州生活不懂粵語似乎變成一原罪。但可笑的是，有時筆者行走過廣州地鐵，見到車廂裡的廣告用廣東話Rap了一首關於中國夢當地語系化的歌曲，歌詞用的粵語也有生動之處。原來廣東話也可以那樣地為政權塗脂抹粉。

省港澳特色的嶺南文化

相信今天很少人再講省港澳三字了，但對鍾情於廣州，香港一脈傳承下來的嶺南文化愛好者而言，這三字確為誘人的回想。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香港一家英資輪船公司曾推出過旅遊套餐，把輪船所經的路線，即省城（請注意，此指清代的廣州府，包括今天佛山、南海、清遠等地）、香港、澳門街三地連在一起推介，省港澳漸漸就變成珠江出海口這一經濟繁榮區域的代名詞。

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邊界封閉，甚而直至70年代港英政府實行抵壘政策前，省港澳三地都可以自由通行或來往較易。同樣的騎樓建築，同樣的飲食文化和語言，在常人認知中三地幾乎無政治邊界的限制。而1949年中共建政後造成的斷裂，使得香港在往後延續了其富有省港澳特色的嶺南文化，一枝獨秀。

講了那麼多，筆者不過想人們回想一下，香港文化最可愛在哪裡？在今天本土意識高漲的許多香港人看來，包容兩字恐怕是難以啟齒的。但包容和自由，難道不是曾幾何時香港文化百花齊放的主因嗎。

不用擔心政治原因和地域文化的限制，只憑作品的水準論高低，應該已成為今天香港文藝創作的絕唱了。而同屬省港澳的廣州，從清朝到民國更為中西混雜，南北交集的重鎮，城市包容性極大。雖說民國時知識文化界較保守，但遠離政治中心的安於一隅，也是陳寅恪最終落腳此地之由。

市民文化蓬勃，包容性極大的兩地，為何今天總有很多人急著製造對立面？提倡廣東人就一定要講廣東話？

不該另生出一種專制自大

筆者並不是想模糊焦點，把政治勢力對文化的打壓不提。恰恰相反，筆者生長於中國大陸的廣東省，從小在此接受的教育，深感粵語在中共將普通話定於一尊，間接消滅文化多元的大一統國策下難以發展。粵語是筆者的母語，加上自小受香港文化影響大，筆者從來都樂於用粵語來閱讀。

然而回想小時候在課堂上，筆者貪玩當著其它同學面用粵語認真地朗讀了一篇課文，所換來的是他人的嘲笑，從他們表情中筆者可以看出粵語對於很多人而言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即便它是你的母語。記得讀小學時，校園裡不乏「講普通話，做文明人」的標語，現今筆者每每回望過去在課堂上，正式場合裡不能講粵語的壓抑，可謂鉗制住自己自然說話的本能衝動，堵塞了我口講我心的情感教育的可能。

近年廣州地區推普廢粵盛行，全中國唯一可以用非普通話報導新聞的電視臺節目紛紛遭受撤換。在廣州，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部分中小學校禁止學生在校期間使用粵語違例者可被減扣「道德操行分」，有人稱之為「說二十句粵語，三好學生無緣」。另外盲目追求GDP的政府全無保育文化意識，一條條騎樓街，百年建築被讓步強拆，老廣州特色漸漸消亡，面目可憎，惡俗不堪。

對以普通話為官方語言的北方政權，豈能不憤怒？於是乎，前幾年廣州便出現了撐粵語的集會遊行，政治高壓的反彈往往令人失去理智，「廣州人就該講廣州話，不懂就返鄉下」，筆者在不少香港和廣州的朋友同樣邏輯的宣洩中，難以看見對粵語以至它承載著那種很多人欣賞的包容文化的愛。

毫無疑問，難咎其罪的是中共，或說它代表的那一套不惜消滅多元建立大一統的專制文化。在此制度文化下，配合超功利單向度的教育目標，今天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例如最近浸會大學普通話測試事件），新一代多講普通話，粵語漸衰微是不能阻擋的。

粵語作為嶺南文化的靈魂，發展受到極大干擾，曾經一枝獨秀的香港現今也自身難保。作為深愛粵語者定當抗爭到底，不過抗爭同時請勿忘初衷，我們要爭取的是一個民間文化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而不是另生出一種歧視，專制自大。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