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梵關係再次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議題，而身在香港的筆者，尤其留意一貫敢言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與教廷間的爭論。

事緣意大利傳媒在上月報導這位年過80的樞機覲見教宗方濟，希望梵蒂岡與中國就宗教事務溝通時要謹慎三思，且考慮一直忠心信仰的地下教會處境。此舉立刻惹來教廷發言人的批評，指有人製造混亂和爭議，又強調教宗與國務卿在中國事務上有恆常聯繫，暸解中國教會的情況。

一波未完，一波又起，梵國宗座科學院院長索隆多主教（Marcelo Sanchez Sorondo）受訪時對中國讚許有加，甚至形容中國人是教會社會教義的「最佳執行者」。梵國親中派勢力之大，不禁令人稱奇。

本來，中梵建交最大糾結在於主教權誰屬，然而，隨着中國兩名主教莊建堅（廣東省汕頭教區）、郭希錦（福建省閩東教區）被教廷要求讓位予中共自行委任的黃炳章、詹思祿，風向似乎有所轉變，則梵方在宗教權力上希望與北京妥協。

這固然震撼了中國境內的地下天主教會羣體，蔡英文政府對此亦必然憂心忡忡，同時令國際社會不少聲音質疑梵方的舉止與其信仰有所違背。問題是，除了宗教自由和人道精神，我們較少思想教廷的「市場」考慮。

福音禾場市場學

英國天主教週刊《The Tablet》日前就以為，相對基督新教（下作「新教」）在中國發展迅速，天主教的教會論成為了一大障礙，在難以培訓教會領袖等因素下，致使教宗和他的顧問團希望和中國關係回暖，以利天主教會立足於這個亞洲最大的國家廣傳福音。

這種「天真」且富競爭的想法瞥眼會令人錯愕，但回顧教宗保祿六世在冷戰時期推動東方政策（Ostpolitik）以轉取前蘇聯天主教會的際遇，正好應驗了《聖經‧訓道篇》「日光之下無新事」。

教宗方濟上任以來給予外界的形象多為正面，讓人容易忽視兩個現實：一、天主教和新教關係近年關係相對中世紀當然「親密」得多，但算不上稱兄道弟，有惡性競爭不難暸解；二、教宗在教內並非「一言堂」，梵蒂岡的保守勢力與其角力遠較常人想像激烈。

縱觀上述兩點，可從上年7月保守派針對教宗的言論發表聯署「Correctio filialis de haeresibus propagatis」（沒有官方中譯，可作《諫廣傳異端邪說疏》）中略知端倪。此聯署其中一章提及宗教改革發起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影響，明顯是不滿前年赴瑞典參加宗教改革500周年紀念活動的教宗就任以來對『敵人』示弱或言好的姿態。按此思想脈絡，那怕教宗對新教伸出友誼之手，整體的天主教會未必可以接受新教在中國這個人口稠密的福音禾場「捷報頻傳」。

皇家意識 vs. 先知意識

追溯歷史，自然對這種宗教情操不感意外。簡而言之，自從宗教改革在歐洲不斷擴散，天主教會如臨大敵，並展開橫跨三任教宗時期的特倫託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以面對新教的挑戰。

意大利畫家Pasquale Cati一幅繪於1588年，與會議同名的作品更為生動：一位新教徒在會議會場倒下，象徵天主教得到勝利。另一方面，為人熟悉的對華傳教士利瑪竇所屬之修會耶穌會（Societas Iesu）也在同期（1540）成立，倒是組織目的在於與新教一較高下這點較少人討論，足反映雙方當時的關係何等緊張。

兩教博奕多時，歷經數百年的腥風血雨，天主教雖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2-1965）已嘗試向「分離」的兄弟吹暖風，新教方面也有不少回應，但在宗教利益當前，「福音禾場」的控制權依舊盡顯教會人性的一面。

即或不多談耶穌會在明末清初以討好士大夫和皇室來換取傳教空間的策略，單以上世紀為例，除了上文略提及的前蘇聯，教廷亦曾與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匈牙利共產政權因着當地的教會權利而與之達成協議，迄今仍然為人詬病；但是，教廷對過去所犯者竟可一掃而空。

坦白說，筆者過往對中梵關係也感「悲觀」，相信就算不是教徒的朋友，也會對教會有所期望。國際社會也許因着經濟利益與中國當下示好，但我們總希冀天主教會堅持1949年以來的對中方針，另闢蹊徑，實踐《聖經‧聖詠集》「不隨從惡人的計謀，不插足於罪人的道路，不參與譏諷者的席位」的教導。

可惜，眼見教廷今次彷佛決意與虎謀皮，冷待為中國地下教會討不平的陳日君樞機，令大家明白梵方外交所重視的人權、宗教自由、信仰內涵，原來都不及「宗教市場」重要。

如此世俗的意識形態，不僅突顯親建制的皇家意識卻忽略重申信仰真意的先知意識，以及反映教會界滿口「合一」之荒誕，更多少解釋了全球基督教人口快速流失的原因。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基督教週刊《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