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雨中走進台北國際書展展場，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我必須尋到的展位，是劉曉波紀念展——很好找，沿著頗大的簡體館一直往前走，前面那個以螳臂當車之勢堵截著代表中國大陸的簡體館的，就是王維林一般的劉曉波的幽魂。我逗留了幾分鐘，買了一本《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和向一位中年人推薦了劉霞的詩集。

不能不說，191位詩人寫成的《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裡大部分的中國大陸作者，都有著王維林一般決絕的覺悟，須知作為原編者之一的廣東詩人浪子，去年曾因此書招致禁錮之災。就我熟悉的書中4、50個名字說吧，不少是有公職、教職的知名詩人，他們這樣毅然挺身，固然因為悲痛和義憤，更因為死亡已經不再是一個人的事。物傷其類，劉曉波是我們的同時代人，是詩人同行，招魂是為我們失血的漢語招魂，這些輓歌的書寫不只是傷逝，更多的是一次挺身而起的血性語言的復活。

輓歌是詩的本質，輓者，非挽也，面對生命的必然消逝無須畏懼，歌以壯行色，以加持靈魂的堅信。「詩是個有機體或一部時間機器，從一開始就努力達到終點。」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剩餘的時間——解讀<羅馬書>》裡如是說，同一章的結尾，他指出：「在提摩太後書4:7-8裡，保羅的生命到盡頭的時候，似乎和自身押韻了。」接著他引出這段著名的詩：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保羅，「異邦人的使徒」、十二門徒之外的大力傳道和毅然殉道者，這一身份吻合劉曉波。不只一位詩人的詩表明了這種態度，蔣浩的《公元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更直接引上述詩句為題辭。這本選集裡最好的詩都是肯定性的，因為對義人的強烈肯定，已經意味著對不義的不屑，是一種高貴的態度。在肯定的排浪中，才能思考死亡那屹然不動的否定之岸。

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在《他人之死與我之死》裡說：

與他人之死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對他人之死的知，也不是這一死亡在其使存在物毀滅方式上的經驗⋯⋯不管相對於存在與虛無它的意義如何，它是一種例外——賦予死亡以深度⋯⋯它是純激情上的關係，為一種並非簡單反應的激情所激動，涉及到我們的敏感和我們的智力，一種先決的知。這是一種激動，一種運動，一種在陌生中的不安。

激情、敏感、智力、深度——沒有什麼比詩歌更勝任這種關係了。在人類意義上，這本詩集呈現了我們對他人（一個與我們血肉相融，替我們死去的他人）的死的省思，因為死亡的“直播”性質和死者巨大的道德感染力，以及被感染者的詩人敏感，這一呈現無比深邃、細緻、繁複乃至於豐盈。

每一個詩人在面對這一位先行者的死亡時所受到的震撼，分別以自己的詩風把詩藝推到極致，因此這是一本藝術上的爆炸之書；同時，又有更成熟的詩人選擇了毅然放棄自己的詩風，以呈現這種對生存日常的暴力打斷的驚愕和抗議。比如說孫文波，他的詩《哀詩》一反過往絮語敘事的長篇大論，而使用了大量的短句，短到每一句都只有一個名詞，最終呈現的是「死別已吞聲」的絕望。即使是標榜只寫「廢話詩」的楊黎，也寫出了毫不廢話的警句：

我難受，不是因為／他真的死了／而是因為我們從未活過。

「空椅」、「囚」、「病」和「大海」，因為與被哀悼者的最後行傳密切相關，成為大多數詩人的詩裡不可避免的隱喻。我等之隱喻，等於彼高牆的敏感詞，每一個不義事件的發生，中國就會生出一批新的敏感詞。去年七月中旬，劉曉波海葬之後，連「海」都成為網絡審查的敏感詞，詩人趙野寫道：

我知道昨日，連海都死了／一個利維坦將碾壓蒼山／詩歌從來不能衝鋒陷陣／但可以見證一種覆滅／這個世界上，沒有比詞語／更堅硬更持久的東西。

——就是這樣，當「海」在暴政中被殺，而詩人寫出「海」之死，則已經把海永遠在詩中存留，而且以更多無窮無盡的語言想像力衍生、蛻變。就如編者孟浪說：詩人們「澎湃而至」——這就是從「海」衍生來的其中一個隱喻。詩又從氾濫的政治話語那邊奪回來一個詞，這樣的詞將越來越多，我們作為同時代人的根系建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