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帝王術之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君不准臣死，臣只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岐山為什麼會接受習的任命？第一，當然是安全保障，反貪腐的鬥爭下，多少人想找王算總帳？一旦沒有權勢作為保障，身家性命隨時處於威脅的陰影下。而且，最令人恐懼的不是什麼具體的對象，而是對恐懼的想像，它就是恐懼自身，還會不停地增長與延長，形成無限後退與惡性循環。

為了掙脫這種對恐懼的想像，不管做什麼，都比完全不做來得強。即便眼前飄過的只是稻草，也會把它當成浮木；就算明知中美關係無解，也只能頂著頭皮硬上，過一天、算一天。

第二，就算王岐山真想「撂挑子」、徹底退休，但那也只是個人主觀意願，他還得考慮習近平怎麼想。古代封建帝制之下，大臣想退休還得上奏章「乞骸骨」，如果皇帝不答應，大臣只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同樣可用在專制中共政權，習只要認為王還有剩餘價值可用，王就不可能有裸退的一天。說穿了，王只是習「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罷了。

以史為證，文革時劉少奇向毛澤東承認犯了路線錯誤，但幹部沒錯，應放過他們，使國家少受損失；並請求辭去國家主席、政治局常委與《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回鄉種地，以儘早結束文革，使國家少受損失。

但毛把「去延安或回鄉種地」理解為「重上井岡山」，認為劉想造反；放過幹部，不就是劉對幹部示好以拉幫結派、蓄積勢力？儘早結束文革，使國家少受損失，不正是指毛發動文革犯了錯？劉的下場因而奇慘無比。

對中共而言，「乞骸骨」並不精準，只能用「『賜』骸骨」，就是不能主動要求退休(看不起主子？還是想另立黨中央？)。只有主子覺得既無利用價值，又無潛在威脅(連雞肋都當不成，徹底成了「廢物」)，才會恩賜「全身而退」。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並不可怕，畢竟，死了就一了百了。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君要臣不能死，不管怎樣疲憊乏力，臣都還得勉力硬撐；就算死了，也得當活屍挺下去(列寧、毛澤東都在後任統治者的意志下，死了都得變成木乃伊……)

因為得罪「人」　「事」也做不成

一個被下令不准死而硬撐的大臣，加上不見得喜歡他、卻命令他不能死的皇帝，呈現出既荒謬又悲哀的情境。但希臘人早說過，悲劇都是自己造成的，伊底帕斯王(King Oedipus) 如果不窮追阿波羅神諭的真相，就不會抖出自己竟是弒父娶母的罪人。王岐山是中共高階領導人中少數認真讀過書的，也是少數有能力、想做事而不怕得罪人的。

但就像銅板雖有正反兩面，但它們仍是同一個銅板，而人的優缺點也是一體兩面的。以有能力自傲，就會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不惜置身險地；以會讀書自居，就不會滿足口頭賣弄作者、書名或術語，最終卻在與專家學者的討論中落得班門弄斧、貽笑大方；而以為想做事就要不怕得罪人，結果卻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到處都得罪了人；更糟的是，因為得罪了「人」，所以，「事」，也做不成。

莊子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就是因執著於「有用」或名利，而被盲目驅使與所付出的代價。而王岐山過往的表現，不就是這種描寫的典型？從下鄉知青到工農兵大學生，從博物館到近史所，從中央書記處農業政策研究室到金融界，再從處理SARS到中紀委書記，王的「有用」，越來越大、越多，歷程也越來越艱險。雖然至今都逢凶化吉，但卻均是對內事務(除金融界曾有部份涉外事項)，而對可能接手的中美關係並無關連與助益。

管理學的洞見：無法勝任的上司只會提拔無法勝任的下屬，此一情形不斷擴延後，最終會造成整體組織的失能化、平庸化與肥大化。

管理學的洞見：無法勝任的上司只會提拔無法勝任的下屬，而不斷擴延後，最終會造成整體組織的失能化、平庸化與肥大化

管理學的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告訴我們，人終將昇任到一個自己無法勝任的職務。昇任是因以往工作的優秀表現，但昇任後的工作卻必須用與之前不同(或更高、更全面)的角度來觀察與判斷。可以說，昇遷前的工作與昇遷後的職責必然不同，甚至矛盾衝突。因此，換了位子本來就該換腦袋。但就像「黑天鵝效應」指出的，人會固著於以往的經驗，而難以面對全新的事物。因此中美經貿關係除了結構性、長期性的問題不可能由個人解決之外，而可能負責解決者也必須面對自身經驗的侷限。

最終就成了「上下交相賊」

而王的昇遷歷程則可以有兩個不同聯想，一是中國古代的「陞官圖」，另一則是中共的宣傳影片《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陞官圖」類似「大富翁」，是純靠擲骰子決定官位昇降的遊戲；而《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則是透過與美、英民主國家的對比，突顯中國領導人久經歷煉與考驗，因而能力與視野均超凡脫俗。乍看王應是後者，但其仕途起點，難道不是因為偶然娶了中共元老的女兒？

當然一切的開始都是偶然的。但接下來的從政歷程，總是實際拼搏出來的吧？但中共內部訊息不夠公開透明，而無法深究這個問題。不過彼得原理卻蘊含了頗具啟發意義的彼得反轉原理：如果上司已到了無法勝任工作的狀態，他就只會從規範、儀式、表格、整潔有禮與否來評斷下屬；而把那些認為方法重於目標、文書作業重於預定目的、缺乏獨立判斷、只服從而不作決定的下屬，當成是勝任工作者而予以晉升。但當這些人晉升到必須承擔決策時，組織才會發現他們早就不能勝任。由於上司無法勝任工作，導致評斷下屬的判準出現偏差，自然晉昇的是無法勝任新工作的人，最終使整體組織近乎完全失能。

帕金森(Cyril N. Parkinson)進一步提出切身相關的利害問題：一個發現自己不稱職的主管該怎麼辦？第一當然是退休或離職，再來是找一個得力助手，最後則是找兩個能力比自己還差的人當助手。很難選擇第一種，因為難以放棄權力與利益。第二種也不可行，因為會突顯自己的笨拙與無能，威脅到自己的權位。

因此，最常見的就是第三種，因為平庸就不會威脅到自己，人多不只好辦事，還能平均分擔風險。但助手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當然有樣學樣，各自再找兩個比自己能力更差的助手來……。這種情形不斷蔓延後，整體組織就會徹底平庸化，冗員充斥、效率低落並且毫無效益。而為維持組職仍有效運作的假象，就完全不會考慮效率與效益，「歌功頌德」自然取代了「實事求是」。

組織之所以失能化、平庸化與肥大化，就是因為缺乏外部監督機制，造成上司與下屬的彼此利用與勾結。以政黨而言，黨員越多，選才的範圍越大，人才的數目就應該更多，政績也應更加優秀。但中共什麼在循序漸進、逐步考核的「黨管幹部原則」下，竟然會出現不合理的三級跳？因為缺乏外部監督的防腐機制下，「黨」管幹部只會變成「上級」管幹部，最終就成了「上下交相賊」。

但如果下屬太優秀，上司會覺得威脅與嫉妬，造成人才反向淘汰，離開黨而進入市場；留下的卻是被市場拒絕，而不得不在產權界定不清的黨產中混水摸魚。

當然中共黨內可能仍有人才，既期待為黨國付出，也希望更上層樓。但他們有一道超越不了的障礙，就是「紅二代」或「太子黨」，在「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出身論下，才華、能力與政績都比不過血統純正。雖然紅二代也可能是人才，但身份的考量既限縮人才數量，也挫折其雄心：只要不是紅二代，再怎麼努力也到不了一定層級；職位出缺時，要等紅二代捷足先登，才會輪到別人。前途既然受限，自然會重蹈前人離開黨的老路。同樣的是，如果還留在黨內，不是心如止水，就是另有所圖。這就是為何中共黨組織雖龐大，卻腐敗無能的結構因素，而絕不可能靠一時反貪腐就得以解決。

領導理論：最可怕的領導人是資質平庸，卻有不相稱的雄心壯志，二者間的鉅幅落差必然會造成鉅大的損害。

從管理學分析可見領導在組織中的關鍵性的角色。而論領導人，就不外「能力」與「企圖」。能力與企圖均強，是最佳領導類型。次一等的則是能力強、企圖弱，因為會自我設限。再差一級的，就是能力與企圖均弱而只能守成。最差的則是能力弱、企圖卻強的領導人，因為他不甘平庸而想有所作為；但企圖雖高遠，能力卻不可能改變，最終只會造成無比難堪的下場。

習顯然平庸，其地方任職的政績並不突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中共體制中的保護色，要先避免「槍打出頭鳥」，最終才能浮上檯面。但就像「錐在囊中」，鋒利的錐必定會破囊而出，人才如何可能藏得住與眾不同？

習之前在地方任職的政績並不突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中共體制中的保護色，要先避免「槍打出頭鳥」，最終才能浮上檯面。但就像「錐在囊中」，鋒利的錐必定會破囊而出，人才如何藏得住與眾不同？習想有所作為，卻受限於能力、智慧的不足，只能借重比自己強的屬下；但又怕對方看不起，只能施展「覊靡之策」，就像溜狗時得給狗載上鍊子。對下屬無法完全授權，要求事事請示，才能顯示「絕對忠誠」。還要適時「指導」屬下一二，以突顯自己並非無能。

組織終究還是會平庸與失能

力不足以舉千斤，卻妄想學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像小孩玩大車，終究會被壓得動彈不得。而且，被重用的下屬，不只任務艱鉅，還得時時請示匯報，更得提防主子因原訂計劃外突如其來的靈感，而改變了整個計劃的執行順序與目的。在既得不到信任，也難以完成預期任務，又無法離職的狀況下，久而久之，屬下自然會學聰明，不必太快執行，因為主子隨時會有意見；也不必提想法，因為如果主子覺得不對，只會找罵挨。換言之，在這種平庸卻希冀偉大的領導人手下做事，人才只會變成奴才，組織終究還是會平庸與失能。

但這和一般的平庸領袖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目標的規模大小，與因之而造成的損害輕重。自知平庸且甘於平凡者，會滿足於眼前職位與下一個年度的規劃目標，阿斗的「樂不思蜀」不是沒有道理的。而萬一達不成目標，也不會有太大的傷害。

自知平庸，卻不甘平凡者，為了證明可以改變平庸，就一定要設計目標高遠的計劃，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並編造「看魚逆流上游而奮發向上」或「知青下鄉悔改後向農民學習，最終引導人民脫貧致富」的偉大神話，以告訴其他人，平庸是可以經由努力改變的，我行，你們也行。但太過高遠的目標一旦無法完成，損害一定更重，付出的代價也勢必更多。

民主認為強人政治之不可取，除了強人可能為權位而泯滅民主外，也因強人的成就雖可能鉅大，相應的，失敗可能也大。但與聖君的困境一樣，真正的強人不可能時時存在、到處都是。那麼，民主為什麼還必須加緊防範？其實，民主固然怕強人，但更怕的是不夠格的、自以為是的假強人，既無法「知所進退」，又不知道自己與國家的能力極限，只會逞強地往前衝，最終摔了個鼻青臉腫，還使國家的發展完全無法預期、評估與計算，因而朝向了不可知與危險的未來……

這麼說來，習似乎一無可取？但作為中共領導人的角色，其實不是習可以負全責的，而必須分析其成長背景的中共歷史與文化。但這已超越本文範圍，而是另一回事了……（完）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