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萬安宣布不參加台北市長選舉之後，國民黨兩位中生代政治人物皆宣布投出市長初選，雖然孫大千與張顯耀都擁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過去從政的經歷卻與北市無直接淵源，兩人的大動作引發外界許多遐想。

整體而言，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看到的是民進黨執政不佳的大環境因素，認為2018年可視為是蔡英文的「期中選舉」，按照過去台灣選舉的某些經驗法則觀察，藍營期待鐘擺效應將會出現。

此外，柯文哲雖然挾其世大運與台滬論壇的旋風維持高人氣，但是隨著「兩岸一家親」的論述與民進黨關係漸行漸遠外，由於基層與市議員對於柯文哲頗有微詞，在此背景下民進黨未必會採取在野大聯盟的合作模式，這可從姚文智與呂秀蓮堅持參選的態度得到解釋，綠營的分裂提供了藍營取回政權的誘因，特別是國民黨自恃傳統的政治板塊仍是「藍大綠小」。

更重要的是，由於柯文哲雖然高舉新價值，但是在市政規劃上建樹有限，除了世大運與還原北門空間外，市民很難真正感受市府的具體成績，如果再加上紛擾的人事問題，以及上次操盤的主將紛紛求去，白色力量的浪潮似乎劇烈衰退中。

除了綠營的因素外，也有國民黨自身的思維邏輯。即便大環境看似對國民黨有利，但是在其黨中央與吳敦義無所作為的狀況下，其有利因素正在快速的流失中，從基隆初選烏龍、嘉義市整合失敗、蔣萬安退選、新北市初選紛爭、台中民調結果，這些爭議事件中幾乎看不到國民黨中央的角色。吳敦義儼然把「全民調」視為黨內提名的萬靈丹之際，卻忽略了桔逾淮為枳的基本道理。

民進黨採用全民調的制度除了杜絕人頭黨員問題外，更重要的也為黨內派系競爭提供合理的遊戲規則，這樣的制度也符合綠營選民積極表態其支持傾向的政治文化，這樣的制度不僅行之多年也獲得各方的認同。相形之下，在欠缺足夠共識之下東施效顰施行全民調，除了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有利外，在樣本數有限的狀況下不僅容易產生信度的問題，也讓民進黨的可以動員支持者進行挑對手的干擾效果（台中市更採取85%互比式的民調模式，且不公布實際民調內容），這個狀態在台中市江啟臣與盧秀彥的競選過程中一覽無遺。

對此效應媒體輿論雖多有質疑，但始終不見黨中央有所反應。其所付出的代價就黨內青壯世代不是選擇缺席，再不然就是敗在這個具有高度爭議的制度下，群眾所期待的世代交替再度落空，目前所提名的人選清一色都是上次選舉的逃兵或敗軍之將，這對國民黨的許多支持者來說情何以堪。

在這個弔詭的氛圍中，張顯耀與孫大千的表態顯然有其鮮明的政治計算，一方面他們認為自身的形象符合台北市的選戰風格與選民素質，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國民黨確實需要注入新的政治血液，至少要給市民耳目一新或是非典型的選擇。在訴求合理競爭的基礎上，可能比享有既定權力的府院高層或是鎂光燈的效應。

諷刺的是，這樣的行動恰恰與黨中央「先訴求團結整合，再做民調」的心態形成強烈的對比。直白地說，由於消極無作為，吳敦義已經陷入領導危機，一手好牌打得荒腔走板外，甚至還有放槍的可能。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