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形成流氓浪人集團，一般俗稱「兄弟人」、「鱸鰻」，在各地都有分布，光復之初尤以臺北最多、嘉義次之、屏東再次。光是臺北市流氓浪人就有一萬餘人，其主要分布於太平町、萬華及士林地區。事件初起，在各地攻擊官署、毆人燬物，甚至搶劫財物者，多以此類人為主。

第三章已指出警備總部及保密局在戰後之初吸收流氓浪人、滲透臺灣社會。二二八事件中，警總與流氓浪人的關係十分曖昧。例如二月二十八日清晨率領獅鼓陣、敲鑼打鼓、聚集民眾遊行示威的林秉足、莊傳生、陳戊己，都是太平町一帶的「兄弟人」、「角頭」。

他們翻攪起群眾情緒，引發暴亂，事後並未被逮捕。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林秉足、陳戊己等人正是戰後初期義勇糾察隊成員，該隊解散後被編入偵緝隊、消防隊，當地里長王雲青即指證林秉足是警總線民，在保密局臺北站站長毛簡手下，負責提供地方情報。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許德輝，原是一流氓頭子，戰後初期曾組織糾察隊幫助政府接收工作，後來糾察隊被解散，成員被以流氓處置，而對官方有所不滿。不料卻在事件中為軍統所利用，安排他擔任處委會忠義服務隊總隊長，從中運作事件發展。而警備總部轄下，林頂立為總隊長所組織的義勇總隊，也有許多流氓分子參加，其工作卻是施行威嚇、搶劫、放火、毆打，製造恐怖狀態。

中南部地區同樣也出現類似情況。例如員林地區黑社會人物趁事件之時打人、搶劫，「臺中縣長宋增渠卻又保護這批人，政府也在利用這批人，事件後，獎勵的竟然也是這批人，令人驚詫不已。」嘉義「兄弟人」首領林振榮（前立委林健治之父）在事件中擔任自警團團長，也安然無恙。臺南市流氓趁亂毆打外省人、擴大事端，律師湯德章應市參議會之請擔任處委會治安組長，出面邀集「角頭」擺平事端，湯氏反而在事後名列處死名單第一人。

從官方眼中觀察，流氓浪人、青年學生與退伍軍人，彼此意見也甚紛歧。中央社三月四日密電就透露，「臺北暴動之三大集團」流氓派、學生派與海外派三派內鬥，「流氓派原與學生派合作，昨日受人挑撥，學生派乃反對恢復秩序，曾與流氓派內鬨，傷亡一人」，「包括海南島及日本之歸僑（一稱海外派），亦為反對妥協者」，「流氓派原與學生派協力壓制海外派，今已轉變為學生派與海外派合作對抗流氓派。」而「海外派領導人迄今尚未出現，學生派係以臺大為中心，知識較高，思想最激」。

談判者間的競爭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原本應該扮演官民折衝、談判角色，但事實不然。吳濁流說，長期被日本統治者限制政治參與的臺灣人，戰後初期患上了「政治渴望症」，無論有無知識者不約而同地都想走進政治窄門，而「處理委員會完全是光復的縮影」，「甚至連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愛出風頭者，以及虛偽的投機分子也很多混入在裡面。」中國新聞媒體也報導，「處理委員會成立了，中途給做不到官、做不到生意的政治野心家利用了，而在爭執各縣市長民選的三個名單中，這些人自己內鬨了。」「二二八處委會的少數臺灣士紳，別有用心，想利用當前紊亂的場面，滿足他們自己的要求。」

事件尚未平息、談判仍未有結果之際，赤裸裸的權位鬥爭熱烈上演，其中以陳逸松與蔣渭川的領導權之爭最為火熱。當時陳逸松、劉明為同一陣線，在處委會居於優勢，蔣渭川則走長官公署路線，受到處委會委員們的排擠。陳逸松應李萬居之邀負責起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三月四日開會時，陳逸松在臺上說明草案內容，臺下蔣渭川帶來的人馬大吵大鬧，大聲喧嚷︰「大交椅你就搶著要坐上去了？」陳逸松不甘示弱回敬︰「大位子你們若想坐，你們就上來坐吧！」雙方對於權位之爭毫不掩飾。

處委會通過〈組織大綱〉與〈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後，蔣渭川另向陳儀獻策，建議設立臺灣政治改革委員會，並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提出〈九項省政改革綱要〉，政改會的委員以各區鄉鎮民代表為候選人，排除二二八處委會成員加入。此構想引起處委會的不滿，尤其對政改會委員的產生方式最為恐慌、氣憤不平，於是乃「在陳逸松家裡開會議研究奪取實權的對策方法」。

五日，全省性處委會成立，下設政務局，以改革臺灣省政治為目的。蔣渭川人馬認為政務局之設置，不過是為了強奪臺灣政治改革委員會權限，並且陳逸松自為政務局長，「這不過也是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等一手包辦式的作風」，直指「他們一看事將成功就想要政權」，雙方權力爭奪戰愈見白熱化。

對於蔣渭川跟長官公署密切往來的行徑，處委會部分人士公然大罵，指責蔣渭川「有奪取政權的野心、沒有團隊的精神，單刀匹馬獨走長官路線，想要獨占政治的地位」。而長官公署方面確實誘之以利，長官陳儀、憲兵團長張慕陶先後透露想要任命蔣渭川為教育處長的訊息。

其次，處委會各委員爭權奪位之說傳言不斷。時任工礦處主任祕書的嚴演存指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政務局，對於公署各局處及各重要附屬機構，均推出首長人選，「顏欽賢曾來工礦處，要接收煤礦。」當時在專賣局工作的孫志俊稱，處委會宣布陳松堅為臺灣省警務處長。黃紀男聽說處委會有一份名單，以優秀臺人來接掌部分要職，如「林茂生當臺大校長、吳鴻麒當臺灣高等法院院長、施江南當臺大醫院院長、林旭屏當專賣局長等」。

警備總部情報也指出，三月八日「處委會內部因爭奪權利、競求作官，已發生內鬨」，「處委會要角王添有於公署改組後出任祕書長之企圖，蔣渭川則擬出掌民政處，本日該處委會在中山堂開會，蔣王爭執意見、幾至動武。」諸如此類傳聞不一而足，都透露臺灣人在處委會中爭逐權位的情形。

談判尚無結果，革命尚未成功，處委會的菁英們已各謀權位、坐地分贓起來，使得事件的前景更加黯淡。

※作者陳翠蓮：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等。

本文摘自《重構二二八》第四章「二二八事件分析」／衛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