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新會期開始，許多攸關刑事訴訟重大變革的法案也將在國會進行審查，因司法院版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改採日式的「起訴狀一本及三階段證據開示」制度，在今年1月底台北地院進行模擬法庭後，參與的尤律師認為草案如此分階段開示等將不利被告防禦，且造成武器不對等，連發4文痛批草案有違憲之虞，並因此引發幾位法官之回應。 

然而，筆者認為，倘真有心導入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起訴狀一本及三階段證據開示」制度，最重要的意義，應該是要在訴訟「初期」，藉由讓法院與卷證保持距離時，即將卷證是否足夠定罪的審視工作，交給最心知肚明的檢察官與被告辯護人，使其能擬定對其最有利的訴訟策略。

如同美國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就是假設美國的檢、辯雙方，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認知到訴訟結果影響重大，故在重罪（felony）被告起訴開始後，雙方都會冷靜計算、並積極謀求自己方最大利益及規避風險。故如下附圖所示，從最初的initial appearance程序開始，基本上就是讓當事人雙方不斷藉由檢視證據並自行談判磋商的過程。亦即，檢方評估舉證不充分，隨時可以往「右」選擇撤回起訴（charges dropped）避免被判處無罪的風險，辯方若評估檢方舉證充分、或貿然選擇審判恐遭重判風險過高，則可能往「左」選擇認罪協商（plea bargain），即跳過審判直接協商量刑之程序，藉由鼓勵雙方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的同時，也將司法資源及社會成本的耗費，降至最低，是CP值相當高的一套制度。

總之法院在這階段，不接觸實體卷證，僅裁定程序事項，原則上不介入。只有在當事人雙方或許認定證據是五五波，上法庭一拼對其最有利，也無畏被判無罪或重刑的風險，則選擇進入審判，此時退居二線的法院或陪審團才會組成，但實際此種案件數量極少。故在美國，證據開示無疑是讓雙方摸清底線、再決定訴訟策略及程序，並直接左右訴訟結果的重要主角、不是配角。

然而，我國過去的刑事訴訟法，並沒有提供很強的誘因，讓檢方在證據不足時願意積極選擇撤回起訴，或讓辯方在證據充分下願意積極選擇認罪，則檢方縱使證據薄弱，卻仍執意起訴被告不撤回，經審判後，縱落得無罪，亦在所不惜，或辯方在證據明確，卻仍狡辯否認，經審判後，縱落得重判，亦在所不惜。反正最後，最後不如己意的判決結果，都可歸責給法院承擔。

也就是，在這個制度變動的當下，如果新的草案，還是不能夠提供很強的誘因，讓雙方經過證據開示後衡量檢方證據充分與否，各自選擇撤回起訴或認罪協商，最後無論如何還是要走入審判，讓法官或國民法官來檢視證據、判斷結果，則導入證據開示程序，無疑就還是過水配角，倒不如儘快讓它走完，進入審判。

且過往，檢方起訴後就一次將所有卷證移送法院讓辯方閱卷，將來則改以開示方式一次將全部卷證給辯方閱覽，除閱卷地點不同外，應該沒有什麼困難，且採一階段開示有其時效的便利性，採日本三階段，反而複雜、難以操作。草案採三階段的目的，稱為防止「惡意被告」在一次看完全部卷證後、會去勾串證人或偽證滅證，編造檢方難以駁斥的劇本，影響真實發現…..然筆者實在不知道「惡意被告」如何定義？比例又有多少？且紮這樣的「惡意被告」稻草人來作理由，似乎也與「無罪推定」的刑事原則，有所不符。

如果導入起訴狀一本及開示證據制度的結果，卻是在審判的前程序階段，就把檢、辯雙方搞得諜對諜、火氣很大、或按兵不敢動，反倒耗時費力，產生不當的程序稽延，那才真的是「哀哀被告」！

※作者為台南地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