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很少人能細細回憶起那年的樣子了。幸運的是，時間總攀附在某些重要的數字和名字裡，讓人們可以隱約想起好似模糊血肉的年份。比如那年正是聯合國人權宣言50週年、華航空難不幸造成202人罹難，比如那年Google成立。也比如說，那年台灣放映了84部國內外的紀錄片，那是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現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TIDF」）成立的第一年，紀錄片在當時新穎的華納威秀影城放映，國內外影人齊聚，像個盛會般好不熱鬧。

要找回二十年前的影展樣貌，靠的只能是些照片、舊報紙、書籍，與人們得以言說的記憶。在第一屆TIDF影展特刊末幾頁，列著一排排曾經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與他們的對談似乎能劃破一絲歷史的缺口。

其中一人是曾經擔任影展執行委員的黃建業老師。現在坐在桌前的黃建業，手握荷葉狀的小茶杯，帶著紳士貝雷帽，眼睛在談話激動的時候會微微瞇起，夾出深淺不一的紋路，但笑聲仍然爽朗。談到是否還記得當年成立影展的事，黃老師像個看著孩子成年的父親，數著這個影展剛出生時的樣子。

黃建業說，TIDF出生時正值台灣最重要的政治轉型。在風起雲湧的90年代末期，台灣正經歷民主化，從國家回歸個人，找回屬於台灣人的命題。各式各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開始重視影像的力量，比如反對黨與知識份子。台南藝術學院成立紀錄所、公共電視成立、聯合報文教基金會補助紀錄片拍攝，讓紀錄片走入教育，走入反抗。他說，攤開那個年代，社會剛好出現了對紀錄片友善的氛圍，TIDF的出現，是與社會共生的。而他滿懷希望，要讓TIDF扎根台灣、回歸亞洲、走向國際。

與影展的緣分，來自於當初找上他的向家弘，黃老師口中的「小向」。熱情年輕的小向時任立委王拓的助理，邀請黃建業幫忙籌辦紀錄片影展，他便也答應成為執行與選片委員。一屆的預算有兩千多萬，辦公室設在仁愛路上，一間不大的屋子裡放張大桌子，還有個地下室，那是大家平時開會討論的地方。

為了籌劃影展，黃建業仍記得，當時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到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取經，將滿滿的問題寫在紙上，在一間居酒屋裡，把影展的規劃、邀片、專題編排都細細地問了一遍。在山形還體驗了日本蕎麥麵的製作，看見人家桿麵與切麵的過程，這些影展的文化體驗，以及對文化的堅持都讓當時的黃建業獲益良多。此外，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有日本人工作的態度，那種認真對待紀錄片的樣子。「那時山形影展的評審委員在日式的房間裡評選到深夜，結束後拉開簾子發現，所有的工作人員仍然待在外頭等待，安安靜靜的等候著。」黃建業嘖嘖稱奇了一番，表情認真，「這才是對待電影的態度。」 

山形影展自然也成為推廣TIDF的最佳平台，他們看了也邀了很多片，有時將TIDF的簡介與報名表投入導演的信箱，有時抓著遇到的導演聊天，留下聯絡方式。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很多影片是這麼邀請來的，一部一部構築起第一屆的TIDF。 

講到這裡，黃建業口中的每個故事都不疾不徐地，應和著我對時間和細節的拷問。他輕輕翻動當年的特刊，嘴裡唸著一些名字，李疾……游惠貞……石靜文，一一說著他們與影展的故事。然後，再談起第二屆台灣競賽獎的成功創辦、採購法納入文化活動導致影展的傳承斷裂，也提及TIDF的兩度遷徙，黃建業強烈反對，高聲直說影展需要穩定性，聲音裡有不慍不火的堅持，但談的都是後來的事了。

其實也有很多時候，黃建業只是大笑：「我真的忘了。」記不得時間、細節，有時連人名也忘了，而他總是揉著額頭，發出低沈而真誠的笑聲。但談起當年辦TIDF的初衷，他嚴肅了起來，「還是要認真的、樸實的對紀錄片」。突然，我想起《等待果陀》裡如此描寫時間，「時間一點都不重要，為什麼要記得昨天發生什麼事，過去的某一天發生什麼事，就是有一天！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就那麼簡單。」而過去的時間彷彿都被都翻騰一遍，找回那些曾經存在或好像存在的片刻，又把當下的思路混進回憶裡了，在下午五點的陽光裡，連我們交談的時間也一同揉了進去。

三個月後，我聯絡上向家弘，黃建業老師口中的「小向」。見他的時候，他正忙著今年嘉義燈會農創再生燈區的籌備，一襲藍白格紋襯衫與寬鬆的牛仔褲，搖下車窗輕聲招呼我們。向家弘帶領我們到他在嘉義租的一間屋子，為了燈會打算短暫住幾個月。空曠的透天厝沒有太多陳設的傢俱，但已有生活的痕跡。

坐在廚房桌邊的向家弘，一邊喝著養樂多，一邊用輕鬆的話語，引領我們返回1998年。時任王拓助理的他相當關心電影政策，常往來新聞局與電影圖書館（現國家電影中心），於是與其他助理東奔西跑，促成TIDF的成立。當時TIDF得以順利籌到資金，背後有個小插曲。他回憶：「我們跟王拓委員講好，向新聞局要求把金馬獎的預算刪掉，用預算來辦紀錄片影展」，不過他補了一句，「當然那都只是策略」。這讓當時的新聞局感到緊張，決定讓金馬獎繼續辦，並拿出一筆錢出來支持紀錄片的工作者，成立TIDF。

影展的成立其實也不是偶然。向家弘說，解嚴後的90年代，開始有許多人將注意力轉移到台灣本土文化、庶民的故事，紀錄片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實踐媒介，社會氛圍也轉趨開放。於是，他找上當時仍是電影圖書館館長的黃建業籌組TIDF執行委員會，並由李疾的「台灣美學」承攬案子。

當時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張昌彥、張照堂、吳乙峰、張小虹、王小棣等人，共同決定影展方向。第一屆TIDF以「回歸亞洲」為主題，特刊上這麼寫道：「我們想提醒大家，在向外發展前不妨先多了解本土，回歸亞洲。 」而向家弘也回憶，那時仍覺得台灣的能量動員不夠大，難以支撐一年一度的影展，因此TIDF決定用雙年展的形式在每個偶數年舉辦，和奇數年舉辦的山形影展相互接力。

那天下午，我們談更多的，是他與台灣歷史緊緊熨合在一起的生命經驗。來自高雄的向家弘，在「參與美麗島事件都是暴民、非法份子」的社會氛圍中成長，直到北上大學後，他加入了青年社，閱讀大量左派書籍，從而對從小所受的專制教育、台灣的歷史產生反思。他曾和當時十所學校的社團共同辦了「第三影展」，放映第三世界的電影。那些辛苦向老師們與資料館偷偷蒐集來的影片，向家弘仍然印象深刻，有一部片便是古巴的《露西亞》（Lucia），啟蒙了當時年少的他，「電影不只是娛樂更是武器」。而大二那年，席捲而來的是造就一個新世代的野百合學運。

參與過學生運動的向家弘，相信影像是反叛的武器，大學畢業後也曾經與綠色小組的夥伴們開了一間公司，取名「腦震盪」。一群人籌資買了兩台攝影機，開始記錄台灣的老行業，如捕魚、做燈籠、打鐵等，但公司半年就宣告倒閉，向家弘自嘲，「大家都很天真，沒想過長期的資金跟影像的通路問題，所以才叫腦震盪」。

隨之而來的是身為年輕世代的徬徨。「我在大學畢業後徬徨很長一段時間，那時年少輕狂，畢業後發現自己也沒那麼了不起，連自己未來安生立命的方向都找不到」，大學時期讀著馬克思，學著批判，畢業後仍只為三餐餬口，向家弘說，那段徬徨期有五六年，期間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最後在因緣際會下成為王拓委員的助理。

「王拓是很特別的立委，」向家弘細細談起王拓委員的文學成就以及奔放的自由思想，但最難忘的仍是跟著王拓打拼的日子。他回憶，「他每天一早到辦公室都很生氣地說，『每天都是我在接電話，助理都比我晚上班』。他對我們又愛又恨，我們很沒紀律，但是戰鬥力強」，在笑聲中帶著一絲當年的桀驁。

向家弘記憶中的王拓不但相當支持年輕人的想法，也沒有立法委員的架子。那時，向家弘下班後常常與同為助理的陳文彬到金山南路的路邊攤喝酒聊天，「王拓很氣我們每次都沒邀他」，但常在一通電話後就趕去現場加入他們。而在立法院三年的時間，向家弘除了促成TIDF外，也參與輔導金、公視法等重要的文化政策，幾個助理常常把立法院當成據點，在裡面開會、討論議題，他說，這一批年輕的助理多受野百合學運的影響，在較為自由的年代追求新的道路。

離開立法院後，向家弘轉而投入社區營造，成立星火燎原工作室，並參與台灣社造聯盟的工作。「我覺得我應該直接去耕耘可以直接與土地、人們連接的工作。社區營造是很草根的社會運動，很值得！」長期在全台社區跑透透的向家弘，喜歡親近土地與人民，也從中感受到台灣的力量。正如他所說，社區營造與紀錄片的本質其實很相似，都在與社會、土地緊密連結。「1990年代剛好是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的人生是整個台灣社會發展的脈絡緊緊扣在一起的，不是我們自己決定的」。在眼前笑聲豪爽的人，用手拂去散落在眼前的髮絲，彷彿又是當年的樣子。（文╱游家榕）

※本篇也感謝張昌彥、張照堂老師接受採訪，並提供寶貴資訊。

關於【TIDF 20週年訪談計畫】

今年是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二十週年。【TIDF 20週年訪談計畫】由TIDF與志工們企劃製作，採寫與TIDF相關的人物故事。

工作團隊：何思瑩、游家榕、林佳樺、陳念宜、陳志敏、鄧欣容、李沂霖、柯沛青、吳紫莖、卓紫嵐、郭彥岑、陳珮茹、張宸皓

關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成立於1998年，每兩年舉辦一次，以「再見．真實」為核心精神，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官網：www.ti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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