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期，鄭文堂的家就在羅東的紅燈區旁，所以也租給上班小姐，「國中的時候，有兩個女生住在我們家，她們晚上上班到很晚，下午兩點左右起床化妝、吃東西，我知道她們很愛吃新東陽肉醬罐頭，因為她們常常叫我去跑腿買罐頭回來，然後給我零錢。」

這個國中男孩因而有一個特權，可以擺個凳子坐在房門口，聽候姐姐們的差遣。

「夏天的時候，她們在房間只穿著背心走來走去，風從窗戶吹進來，帶著她們的香味，一陣香風送到門口…」那是少女的粉味，這個13歲的男孩的生活裡有各種味道。

2分之差　踏上導演之路

鄭文堂中學時騎腳踏車上下學，從他家到學校會經過美國電子設備廠RCA的羅東工廠，工廠門口永遠貼著「徵作業員」的佈告。

家境不好的他本來打算大學考不上，就去RCA當作業員賺錢幫忙家計，「那一年的大學錄取最低分是330分，我考了331分。」他回憶，志願照著分數填下來，他上了文化戲劇系。

1996年時任立法委員的趙少康揭發了RCA桃園廠長期傾倒有毒廢水污染地下水一案，RCA一千多名員工因而罹癌，賠償官司纏訟20年，是台灣最重要的工殤案件。就差這麼兩分，鄭文堂沒有去RCA電子廠當作業員，卻踏上了當導演的道路。

「在羅東，沒有人知道戲劇系是要念什麼的，我媽本來還很猶豫，隔壁的阿姨就勸我媽，唸完後再不行也可以回羅東畫『扛棒』（看板）。」

在羅東，鄭文堂只看過《梅花》、《八百壯士》這幾部愛國教育電影，就像任何一個接受洗腦教育長大的孩子一樣，「我小時候看《八百壯士》也會哭啊。」他說。

就這樣，帶著媽媽標來的會錢和一卡皮箱，鄭文堂離開了宜蘭，走上了一條未知的道路。

鄭導的啟蒙時代

「啟蒙」是鄭文堂作品裡最重要的底蘊。在愛怨癡嗔的溪水流動間，透著光線一閃一閃的，是溪間的小石子滾動著；那是土地的動能，不甘沈默與溪濤，賣命也要一搏的力氣。

這些都是他的親身經驗。

「我的國語不好，演戲就不會被重視。」他說，英文不好原文書也看不懂，「上演戲課我就是個笨蛋，其他課我是平凡人，只有編劇課我最好。」上課沒有成就感，每天遊蕩、打工，最後就是泡圖書館看書、看錄影帶。

「我足足看了四年的閒書。」鄭文堂說，每天泡在志文、新潮文庫裡，「我變成一個文青。」

閒書看多了，開始想找「別人看不到的書」來看，「比如說我知道有魯迅這個人，但是我就是找不到他的書。」他說。聽說有地方在賣「禁書」，匆匆去買，買到禁書也買到地下黨外雜誌。

1980年，第一屆金馬國際影展開幕，過去那些「看不到的外國片」，第一次以「影展觀摩片」的身份進入台灣。「那時候我已經是看過黑澤明、小津安二郎的人了，」鄭文堂回憶：「當然非常渴望看到這些電影，幾乎場場必到。」

我問他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片，他立刻回答，一秒也沒有遲疑：「《 薩爾瓦多—另一個越南》」

「那是一部紀錄片，導演深入戰場拍攝，一直罵美國政府，」鄭文堂眼睛發亮：「看完以後，我身體裡的另一個自己跑出來！」

人生第一次，發現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能思考能批判的人；這全身為之戰慄的震撼經驗，讓鄭文堂每每在電影結束後，甚至捨不得離開。

「那時候多半在中山堂、中華商場之類的地方放映，電影結束後，我就坐在門口抽煙。」留著長髮，穿著唯一的一件冬天外套（金馬國際影展都是在冬天舉行），坐在門口垂著頭抽煙回憶劇情。周圍也都是一些和他一樣剛剛經過電影啟蒙的年輕人，不久，就有人來向他搭訕了。

「剛剛那個電影很好看齁。」通常是這樣開始的。

接著，這個「影展秘密社團」，就開始互相傳播各種訊息了，那是一個政治戒嚴，沒有通訊軟體的時代，要得到新的訊息，就要走出家門的時代。

「會有人來跟我說，有一個德國人要來演講，是做女性運動的，可是不能講出去…你要不要來？」

他還記得第一次參加「秘密活動」，地點是在台大對面的紫藤盧茶藝館，他從來沒去過，自己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就找去了。我跟他說，他很幸運沒有遇到「抓扒仔」，他自己《燦爛時光》裡拍過的，整個讀書會的人都被抓了了，他說：「對啊！我很幸運，遇到真的（革命同志），這種活動，參加一次，就會參加第二次、第三次……」。（...我與鄭南榕共有的啟蒙夢　鄭文堂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