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大政協「兩會」開幕前，2月28日，中國出台《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出招惠台政策31條，其中12項項涉及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19項涉及逐步為台灣人提供與大陸人的同等待遇。總之就是要把台灣人「國民化」。在中國的宣傳中，這是給「台灣同胞」讓利，讓台灣人分享大陸市場與「經濟發展的成果」。

跳回20多年前，中國爲了招攬台商，給台商各種優惠政策，堪稱超國民待遇。現在用「國民待遇」就可以令台灣人趨之若鶩。變化之大，不得不讓人唏噓。

當然，有的人認爲這些是「假的優惠」，反而是「從超國民待遇倒退到國民待遇」，也小瞧了中國與台灣大衆的智慧。31條中給台商開放的是以往「超國民待遇」時期沒有開放的產業項目，對個人開放部分更是前所未見。總之，這些優惠確實對台灣人很有吸引力，這也是北京要繞過台灣政府，直接爭取台灣民意的新措施。

中國新思路緣起是這樣的

歷史上中國的中央王朝，對「叛離」的地區無非兩招：「剿」與「撫」。前者就是武力進攻，不需多解釋。後者就是懷柔招撫。以前中國沒有「人民」的觀念，所謂招撫的對象都是對方陣營的首領或上層人士，或是給予金錢收買，或是給予加官進爵的許諾。《水滸傳》中宋江、晚明時期的鄭芝龍等都是這種被「撫」政策收買的代表。

到了20世紀，中共上台繼續強調「統一戰線」，其實質也是這種「撫」的延續。統一戰線的要旨，是籠絡對方陣營的上層人士，給予名譽、官職、或金錢，通過策反與拉攏上層人士而達到管治的目的。在進攻西藏的時候，中國先是拉攏了十世班禪喇嘛，又扶植俘虜過來的噶伦兼昌都總管的阿沛阿旺晉美，最後簽訂十七條協議。

「解放」西藏初期，又通過達賴喇嘛等實現對西藏的管治。對「收回」香港也是同一套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政策，首先就是通過對效忠的上層港人精英形成「代理人階層」，對香港實現間接統治。這種對上層港人精英的拉攏，就是新時代下的「撫」。

中國對台灣也多年沿用同一政策。葉劍英提出「葉九條」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是保證當時台灣上層（即國民黨）的利益。比如「兩黨可以對等談判」、「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台灣政界領袖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領導，參與國家管理」。這時的思路仍然是「撫」的一套。此後，無論是李登煇、陳水扁、還是馬英九當政，中國的談判（與拉攏）對象都是台灣的統治階層。

但這種通過上層精英代理人的「主撫」政策，在21世紀之後的中國學界、政圈、以及大衆中越來越受質疑。很多人認爲，這樣通過拉攏上層的代理人管治，即無法得到當地人的人心，又無法真正把這些地區「整合」到中國之内，反而給「中間人」從中取利的機會，中央則「兩頭不是人」。

很大程度上，這種思潮的湧現與香港「一國兩制」實施中出現的問題有關。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最後迫使特首董建華辭職。這對中國對港工作的官員打擊甚大，於是有組建「第二支管治隊伍」，親身上陣的計劃，後來就發展為「西環治港」。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思潮同樣在民間盛行。由於新聞封鎖以及片面報導之故，中國很多人對民主派「反對一國」非常不理解；2009年香港興起的本土派「蝗蟲論」後，大部分中國人對「反中」的香港人更深惡痛絕。於是認爲繞過香港上層，直接面向香港民衆才是正道。

中國對上層港人精英的拉攏，就是新時代下的「撫」。（美聯社）

讓台灣人「人心回歸」成爲對台政策新思維

西藏「經驗」也屢屢被重提，儘管西藏與香港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反對「代理人制度」的人認爲，中國在1951年與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藏人治藏」，正是1959年「西藏叛亂」的主因。中國理應一開始，就直接「解放西藏農奴」，摧毀藏人的上層階級。

這種思潮的湧現也和毛派的回歸有關。在毛派分子看來， 「主撫」的「代理人」政策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是抛棄了毛澤東「群衆路線」的錯誤政策。這種説法經不起推敲，因爲西藏十七條就是毛澤東主導的產物。

無論如何，在這些思潮下，繞過台灣統治階級，直接對「讓利台灣人民」，讓台灣人「人心回歸」，就成爲對台政策的新思維。除了以上的思潮梳理之外，毛澤東時期的口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被重新挖出來。

這些思潮湧現與壯大的時期，正是馬英九當政八年。馬英九與中國關係很好，兩岸關係穩步緊密，中國沒理由明面上繞過馬英九直接面向台灣民衆。但中國也同時加緊直接拉攏台灣人心。

第一：在台灣收買媒體與豢養親共組織，從中國時報被收購後變紅、周泓旭共諜案、「白狼」返台充當打手等事件，都可以看到這種操作的模式，這裡不多討論。

第二：就是加緊與台灣「掛鈎化」 。敝文《蔡英文的脫鈎化思路》曾討論到，在中國經濟力越來越強大之後，利用「掛鈎」後的經濟關係影響政策是成爲中國戰略脅迫的重要方法。

2014年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實質有雙向的兩個目的。一方面，中國企業進入台灣，通過忠於中國的企業單位影響台灣的經濟、政治與輿論。另一方面，大批台灣人進入中國後，商人與企業家依賴中國的市場，更多的普通台灣人則依賴中國的就業與創業機會，可以預期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以後都會成爲中國的支持者。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中止了服貿協議。雖然當時的關注點只放在「中國企業進入台灣」這第一個層面上，但事實上也同時封殺了第二個層面的圖謀。

在馬英九時代，中國不太好「拉下臉面」。但蔡英文上台以來，對九二共識不鬆口，令中國有了繞過台灣政府，直接「招安」台灣人的理由。這次的惠台政策，其實可以視爲變相地單方面實施服貿協議，不在乎台灣是否對等地開放，只在乎能否把台灣人拉到中國。

中共向來不在乎台灣是否對等地開放，只在乎能否把台灣人拉到中國。（湯森路透）

留住資金與人才　才能振興本土經濟

這種「惠台」政策，實質上「優惠台灣人，搞窮台灣地」，也就是「窮台」。現在與十幾二十年前不同，台灣已經過了那個產業升級、資金過剩，需要向外轉移產業的時期（那時在中國投資對商人是好事，台灣政府也鼓勵商人「走出去」）。但用現在「反全球化」的思維看，現在面對經濟空心化危機的台灣，把資金與人才留在本土，才能振興本土經濟。

隨著中國人力成本的增長，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正如習近平最近說的，人才是第一資源，中國本來就在打一場爭奪資金與人才的大戰。所以，所謂中國雖然口口聲聲說是「讓利台灣人」，實際上對自己也不無裨益。衹是對國家來説，這種爭奪戰基本上是零和游戲。

放在國際關係上，這種沒有談判與溝通就單方面的「優惠」措施是很罕見的。它不符合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準則，不尊重他國政府，對外國人單方面開放就業市場損害本國人民的利益，這是赤裸裸地爭奪他國的資金與人才。但這在中國看來，反而都沒有問題，因爲在中國看來，兩岸關係從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再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惠台」政策給予台灣人 「國民待遇」，是要製造中國管轄台灣人的「現狀」。在國内層面，它與中國近年來單方面對台灣人實施「司法管轄權」（如從外國電信詐騙案嫌疑人遣返到中國，李明哲入罪中引用其在台灣的言論等），發行身份證大小的台胞證等措施一道，逐步實現單方面對台灣人「國民化」。

更在國際層面上，與民間的迫令外國民間公司把台灣修改為「中國的一省」的「獵巫」，及官方上迫使部分台灣駐外國商務處除去「中華民國」字樣等行動相呼應。總之，它是潛移默化地推進兼并台灣工程的一部分。

對中國這種行爲，台灣政府需要采取何種措施應對，這裏暫不討論。但對普通台灣人來説，首先需要認清事情的本質與後果，多加思考。中國最近的修憲「習帝永續」大概是最好的警鐘。

已經擁有民主的台灣人，是否能重回獨裁？已經擁有自由的台灣人，是否能重回專制？已經習慣自決的台灣人，是否能重新被別人主宰命運？不錯，中國能給你帶來眼前的利益，但這種眼前利益的代價，是要你以後永遠生活在倒退的社會中，你是否願意？即便你願意，你又是否願意自己的後代也永遠如是？

※作者為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