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將被一分為二的事實再清楚不過時，人們變得非常害怕，他們於是選擇離開並開始逃亡...正是從這時起，他們變得異常脆弱，也淪為別的村落的人攻擊、洗劫的對象，這群人本身也很窮困，有時甚至不惜動手殺人...兩方皆置身其中，也就是不只印度教徒對穆斯林下手，穆斯林也會對印度教徒下手。所以當你決定要書寫這段歷史時，你希望能誠實面對它，為此，你必須承認我們曾犯下嚴重錯誤，並致力去彌補它。」

 

印度女性主義作家布塔莉雅（Urvashi Butalia）。

布塔莉雅出身中產階級，母親同為女性主義者並熱衷社會運動。布塔莉雅的父母與祖父母皆爲印巴分治（partiton）的受難者，從小她便伴隨這些分治歷史的故事長大。不過她在2013年的某場演說中坦承，以前並沒有太認真看待這些「老人們的故事」

直到1984年，時任女總理甘地（Indira Gandhi）遭錫克教徒保鑣刺殺、舉國爆發報復錫克教徒的行動後，生活在德里（Delhi）的自己才親身體會，眼看熟悉城市轉眼被暴動吞噬的滋味。

投身事後重建工作時，她也不斷聽到人們表示：「這彷彿在重演印巴分治的歷史。」

同年初，布塔莉雅亦參與了以印巴分治為題的紀錄片拍攝，開始接觸歷經1947年慘劇的倖存者，進而開啟對印巴分治歷史的長期研究。她花費10年時間走訪印巴兩地，挖掘鮮少出現在官方歷史的真相：集體消失的婦女受暴經驗。

其間，布塔莉雅訪問約70位倖存者，並將之集結成冊出版《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一書，獲多項國際大獎肯定，同時也是不少印度大學選用的教科書。

英國於1947年正式結束對英屬印度的統治。基於該地穆斯林與印度教徒間日益激化的衝突，英國臨走前同意了各自為政的方針。同年8月14日、15日，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個新國家誕生了，形成歷史上所謂的「印巴分治」。

不過，由於英方宣布實施分治到實際分治相距僅2個多月的時間，國境的劃分未獲妥善規劃，在交界的旁遮普（Punjab）地區引發衝突，並造成兩國穆斯林人口與印度教徒的大遷徙。直到17日當天才公布的雷德克里夫線（Radcliffe Line），一夕間讓許多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發現，自己被分在對方的國家內，於是攜家帶眷跨越邊界奔向母國，也正是此時，原本和諧的社會陷入空前的混亂與暴力。

加害者受害者界線模糊

布塔莉雅在接受《上報》專訪中以書中的兩個受訪故事來說明該段歷史的複雜性。

Bir Bahadur Singh來自一個印度教徒居多的小村落，印巴分治後該地被劃入巴基斯坦並陷入混亂。多達5天的時間，他和家人一同與全村的居民躲在村里的寺廟，想待暴動冷靜後再行逃命，未料衝突越演越烈，更多人跑來寺廟藏身，最後雖有一部分的人成功逃離，其餘的人皆遭穆斯林殺害。

來自同一地的印度教徒辛赫（Kulwant Singh），對布塔莉雅述說的卻是自己殺害穆斯林的過往，而他遲遲無法將這段記憶「從腦海中抹去」。「你所見即是，來自同一地的兩人，有人是受害者，有人是加害者，所以你到底該如何去面對。」布塔莉雅透露，如此矛盾的歷史樣貌，正是她試圖透過《沉默的另一面》去呈現的觀點--「在這裏，沒有所謂的受害者、所謂的兇手，大家都淌了這渾水、沒人能置身事外。」

她以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歷史為例，責任的歸屬、對錯的判定都要清楚許多  ，「以色列和猶太人是受害者，納粹德國是加害方。」但同樣的咎責問題搬到印巴分治的歷史脈絡來則顯得相當棘手，原因是巴基斯坦與印度政府都不願「誠實」面對真相。

他們很清楚坦蕩面對意味著承認「我國子民也殺了對方人民。他們（兩國政府）從不這樣坦白，只會強調自己的人民遭對方殺害，但這說法有瑕疵，雙方的手都沾有鮮血（both sides kill），你可以想像這問題有多艱難。」

基於上述背景，印度與巴基斯坦當局多不願去紀念這段歷史下的慘劇。唯有你先承認了自身的角色，才有辦法來緬懷這段歷史，但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對前者避之唯恐不及。因為其子民既是受害者更是加害者。兩國的不夠坦蕩也反應在當局不願向人民道歉上：「我們背叛了子民，沒有守護好他們，我們應避免讓暴力發生在他們身上。」

布塔莉雅接著用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加以解釋印巴兩國的心結。

「自台灣脫離中國獨立後，每次台灣人慶祝起國慶，中國心理肯定很不好受，因為他們沒有想見證這種分離...巴基斯坦與印度的情況也有點類似。巴基斯坦獨立後一個新的國家就此誕生，所以對巴基斯坦而言，紀念分治的歷史等同是憶起之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反觀巴國想謹記於心的只有立國的喜悅。印度失去部分領土給巴基斯坦，所以對印度而言，分治代表的是一種失去，印度根本不介意去記得它。當然這些不是能公開說的理由。（But this was at a private kind of level）。」

政府帶偏見去做還不如不做

而若真有心想找回那段被遺忘的歷史、還原真相，印度政府勢必得啟動大規模歷史考究計畫、口述歷史研究計畫，業務有多龐大可想而知，而「印度政府從不覺得有重要到值得去這麼做。」印度官方對分治歷史的記載多半停留在政治因素，未述及社會層面。

實際上，全世界第一座關於「印巴分治」歷史的博物館2016年於阿姆利則（Amritsar）開幕。

阿姆利則座落在旁遮普邦，近巴基斯坦邊境，其地理位置正好是當年分治時期的主要動亂區之一。此博物館為私人機構，不過布塔莉雅表示地方與中央政府皆有出手幫忙，「這地方不錯，但還有一些待改善的地方，因為它還是沒提到印巴分治的黑暗面（horror），及兩方皆有參與暴力的事實。我認為這點會改善，但需要一些時間。」

當被問及印度民間是否有在推動政府付諸更多行動、正視分治歷史時，布塔莉雅表示，有些人的確在朝這方面努力，「但大家其實打從心裡也沒很想（讓政府來做），我們有一個非常右翼的政府，如果你要它去承認這段分治歷史，它肯定會用自身的觀點來看事情，這非常危險，因為政府將完全抹去穆斯林的存在及其他問題，所以現在我們根本不希望政府在這之中扮演太多角色。」

學會尊重沉默

談及印度婦女在分治歷史中所經歷的暴力，布塔莉雅強調，其規模、嚴重性皆可從警方的報告、統計數據得知，唯有婦女究竟遭遇什麼這點，必須親自從她們的口中確認。

根據布塔莉雅在25日演講中提供的數據，實施分治後的數個月間，光是旁遮普地區便出現1200萬人的人口遷徙，估計有100萬人於衝突中喪生，10萬名婦女遭性侵、強迫結婚、賣做性工作者。

她坦承過去從事女性主義研究時接受的訓練，替自己灌輸了錯誤觀念，即性暴力的倖存者難以主動自白這段過往，因此研究人員必須嘗試讓她開口，「一旦她開口說了，多少能幫她得到點解脫。後來我發現這不全然正確。」當布塔莉雅開始去採訪那些曾被綁架、性侵的歷史受害者時，她們往往苦求「拜託不要問我們這些事，我們不想讓名字曝光。」

「你必須尊重婦女希望保持沉默的事實，對她們沉默代表活命，而開口只會製造更多問題。你必須理解這點。」布塔莉雅強調，其實受害婦女不是不願意說，而是端看她信不信任你，只要遇上信任的人，她們通常就會開口說話。「願意分享的理由很間單，她需要、她必須跟別人述說這些過往，因為它不斷在啃食你的內心，你當然想要說出口。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位有同情心的人，你會跟他坦白一切。」

意識到受害婦女仍想保持某種程度上的沉默，布塔莉雅決定將自己的聲音作為受訪者的傳聲筒。她不會在書中直接公開婦女的名字，只留下她們的故事，還得確保婦女不會因此被指認出來。布塔莉雅希望自己能做到「尊重對方的沉默、尊重對方這個人本身及忠於故事真相」三點，「我絕不會背叛我的受訪者。」

女性主義是用來實踐的

拉回到布塔莉雅的另一個身份，長期關注婦女議題的她於1984年與友人創立了印度第一間女性主義出版社「Kali for Women」，近20年後兩人因理念不同決定分家，2003年布塔莉雅另行創辦了「Zubaan Books」。

談起創立女性主義出版社的初衷，布塔莉雅透露當年在進行女權運動的過程中，參與者內心漸漸產生許多疑惑、也遭遇不少質疑，例如發生在婦女身上的暴力現象。

當她們想要進一步探究其歷史、形式時，唯一能取得的卻是由西方人製作的昂貴書籍。她向當時的老闆反應這點，希望能出版關於女性的書籍，對方卻認為「這是個愚蠢的想法。」「所以我決定自己來做。」

而說起身為女性主義出版社負責人的責任時，布塔莉雅說道：

「我在女性主義出版社工作，我們出版的書都關乎女性（feminist），但我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角色不僅於此。它還包括建立一個堅守女性主義價值觀的機構，打造對婦女友善的職場，確保其是安全且不具威脅性的、民主且平等的，並做到尊重員工的基本。顧及職場婦女背負的（家庭、工作）雙重負擔，並協助減輕它。」

「對我而言，當一位女性主義者意味尊重、善待替我工作的人，支付她們合理的薪資，如果還有餘力，再來幫助她的家庭甚至是她的女兒。這都算在內。落實（女性主義理念）是無時無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