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30週年，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官方似未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可以理解，但蔣經國畢竟是一個對臺灣政治、經濟及民主發展影響深遠的人物，與我的新聞生涯也有所交集，論及過往編輯台的風雲歲月，不能不談談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經國先生」。

所謂「蔣經國時代」究竟起自哪一年，論者不一。有人說，1975年，「老蔣」總統逝世後，蔣經國大權一把抓。事實上，蔣介石死前10年，也就是1965年一月，他擔任國防部長開始，已經將權力伸向黨、政、軍，無所不管。如果再往前推15年，1950年，他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即現今政治作戰局局長），幾乎已經軍權在握了。

何止軍權，他那時還擔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這是什麼職務？簡單地說，就是特務頭子，也就是情報機構的總管。

臺灣從50年代到解嚴為止，無論是軍方、政界、學界、新聞界，都籠罩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幾乎處處都有特務的影子，許多敏感的行業，甚至可以「小心，特務就是你身邊」形容，即使人在國外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記得我於1978年應邀赴美訪問，途中曾參觀哈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館中陳列有兩、三天份的「人民日報」，基於好奇，不免翻閱一下。不料，回到臺北後，居然被告知：「你在哈佛圖書館看了『人民日報』，已經列入紀錄了。」

這個龐大而無所不在的特務網，就是蔣經國最大的「成就」，也是奠定蔣氏父子統治臺灣的基石。蔣氏晚年，臺灣黨外運動崛起，其理論訴求之「白色恐怖」即出於此。

及至1969年7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為嚴家淦），他的權力已伸展到金融、財經與外交。次年四月訪美，除與季辛吉密談外，並拜會了尼克森總統，足見美國政府也深知臺灣的權力中心已轉移至這位副院長手中，他的父親因老邁而逐漸有名無實了。他在訪美行程中，於紐約遇刺，遭臺獨份子槍擊未遂，更提升了他的國際聲望。擔任副閣揆3年後扶正，臺灣無形中進入了內閣制，前後長達6年。

因此「蔣經國時代」究竟從何時起算，難有定論，但從1950年出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開始，臺灣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每天離不開這個名字，無論見諸報端或其他傳媒，其密度一天天擴大，卻是不爭的事實。

報社裡兩位調查局派來臥底的特務

以我個人而言，既在新聞界工作，當然不喜歡這種被政治力束縛的精神虐待。1972年，我出任高雄「臺灣時報」總編輯，報社裡就潛伏了兩位調查局派來臥底的特務。他們知識程度雖高，卻甘願屈就於低職位，我很快就看穿這個不合理的人事安排，他們於是向我坦白不得已之處，大家哈哈一笑，也就相安無事，一旦遇有重大新聞，諸如推動十項建設、金融危機、老總統逝世、臺灣退出聯合國等事件，他們私下會叮嚀我一些應該注意的細節，我深知他們是奉命行事，並不責怪他們，只是深感做為一個新聞人，新聞自由竟然交由幾個小人物來指點操縱，新聞人的尊嚴可謂喪失殆盡。斯時，我的內心是同情、甚至傾向「黨外」運動的。

1977年7月，我自臺灣時報轉任臺中的臺灣日報總編輯，當時「臺日」老闆由夏曉華轉為傅朝樞。傅原任律師，是個極有心計的人物，擅與翻雲覆雨的官場打交道，他的「後台」堅強，文有蔣彥士，武有王昇，私交背後則是特殊的政商關係。

奇特的是，縱然報老闆具有如此「不凡」的背景，但當時「臺日」的政治立場卻傾向追求民主自由，不僅桃園、雲林兩處分銷單位分由「黨外」的許信良及蘇洪月嬌負責，甚至明目張膽支持黨外活動，為呂秀蓮、蘇南成助選，尤其許多專欄都是反國民黨的學者執筆，而官方竟未強烈反應，令剛任職「臺日」的我，自有如魚得水的快意。

這一年，老總統已逝世兩年，嚴家淦也做了兩年代總統，1978年即將選舉新任總統。當時新聞圈中，對於嚴家淦的「傀儡總統」角色，早成共識，各方都認為，大權在握的蔣經國，一番行禮如儀後，參與該屆總統選舉自是「不在話下」。但奇怪的事發生了。

77年11月底左右，國民黨文工會傳出訊息，希望各傳播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切勿報導蔣經國出馬參選總統的任何有關新聞，引起各報臆測紛紛，也相互打聽，究竟發生什麼事？是否蔣經國決意續任行政院長，徹底實施憲法的「內閣制」？文工會下令後，從11月到12月，無一家報刊、電視或廣播討論這個舉國關心的大事。

不是下令各媒體噤聲嗎

12月18日中午，我接到傅朝樞的電話，要我於下午三點趕至報社，有要事相商。我準時到達，在座僅有傅本人及總主筆蔡某。我坐下後，奉茶完畢，傅開口：「我們今天要趕寫一篇社論，呼籲蔣院長出馬競選第六任總統。」我立即反問：「文工會不是下令各媒體噤聲嗎？我們一馬當先，會有什麼後果，必須認真考慮。」傅聞言，嘴角微微上揚，露出帶著幾分邪氣的笑，答曰：「你這是書生之見也，我的內幕消息是經國先生必然會出來選總統，根據常理推斷，總統也非他莫屬。」

然社論是總主筆的主管範圍，與我無關，既然要寫，也應由蔡總主筆主稿。但傅朝樞竟說：「這篇社論太重要了，我們三人（包括他自己）各寫一篇，晚上九點交稿，最後大家覺得哪一篇最好，就用那一篇。」

雖然心中十二萬分不願，但也只能回到辦公室伏案寫稿。晚上九點，我們三人又聚集董事長室，他看了我與蔡先生的文稿，慢吞吞地說：「我看國基兄這篇最能配合目前的國家形勢，就用這篇吧！我寫的那篇就不必看了。」說完，他把幾張稿紙直接塞進抽屜裡，我猜，他根本沒寫這篇稿子。

這篇「勸進」的社論，今天看來真是肉麻，但講得頭頭是道，題目是：「天與人歸，責無旁貸」，副題是「請蔣經國先生出為下屆總統候選人」。以下抄錄一段，供讀者品評：

盱衡國家內外形勢，目前之處境可比之為怒海孤舟。溯自民國六十年，我宣佈退出聯合國始，國際姑息主義瀰漫全球，各方橫逆加之於我者不可勝數。季辛吉屢朝紅京開其端，而尼克森與毛共發表『上海公報』則形成高潮。斯時舉國上下，心志沮喪，徬徨莫從，幸  蔣公在位，國賴未傾，然能導使此一局面化險為夷，並自外交逆境中猶能創造經濟奇蹟為外人所刮目者，其一切政策之制訂策劃，無不出自經國先生之手。他於危疑震撼之秋奉命組閣，於風雨飄搖之際參與密笏，卒使中華民國屹立於太平洋上，全國軍民再度恢復信心。…未來中華民國之成敗固決定於此領導之人選，寶島人民之生存，與數億大漢子孫之自由或奴役又何嘗不決定於此。蓋一人繫天下之安危，一人繫生民之存亡，我們之所以要大聲呼籲國民黨提名蔣經國先生出任第六任總統者亦在此。

「內線」就是蔣彥士

12月19日社論見了報，我的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不敢確定是拍了馬屁還是闖了禍。晚上到編輯部，傅先生見到我，笑嘻嘻地說：「太棒了，蔣院長上午就看到這篇社論了，他的反應只是笑容滿面，未作任何評論。」我問：「你怎麼知道這個內幕情報？」他笑說：「我自有消息來源，暫時保密。」幾年後，他在紐約告訴我，他的「內線」就是蔣彥士，我大笑說：「原來如此。」

這篇「勸進」的社論見報後，各報大驚，不是不准談論蔣經國參選總統的問題嗎？為何臺灣日報刊出一篇長達兩千餘字的社論，文工會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他們當然悟出其中的奧秘，所以接下來幾天都有勸進的肉麻文章見諸各報。後來的發展無庸細述了。

蔣經國當了10年總統，這個10年，我都在美國度過，他的政績與作風，我只能從報端得悉，缺少直接的接觸與感受。最巧的是，1987年12月1日，我自美返臺，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蔣氏於次年（1988年）元月13日逝世，而中時那篇悼念的社論，也是由我執筆。

這一天，下午上班時，已聽說國民黨晚間將召開臨時中常會，余紀忠先生（時任中常委）打電話告知編輯部：「今晚可能有重要新聞。」大家於是屏息以待，社論也只能備稿，無法定稿。晚上九時許，余先生返回報社，宣佈蔣經國逝世的消息。事實上，我們在七、八點左右已獲知這個大新聞，只是不能證實而已。余先生立即召集所有報社高幹，研討新聞處理的方式，當然必須配合一篇應時的社論，他特別請王作榮教授到報社提供意見，並希望王執筆撰寫這篇重要的文章，不過最後討論的結果，這項工作又落在我的身上。

時間太匆忙了，晚上十點左右動筆，十二點前必須殺青交卷，我前面說過，我離臺赴美10年，對經國先生任內的功績並不熟悉，也無現場感，此時執筆為文，思緒一片空白，思及應景文章，歌功頌德為主，肉麻當所難免。抄錄一段供讀者參考：

經國先生竟因積勞成疾，捨其所熱愛的國家、熱愛的全體國人而去。我們恭聆遺囑，諄諄以『堅守反共復國決策，並望始終一貫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囑咐全體國人。…今天我們國人所要戮力以赴的，是如何使經濟保持成果，並不斷的發揚繁榮；如何使政治革新不斷的推動，以躋於現代民主國家之林；再進而以我們的成就，作為標竿，影響大陸民心，早日完成中國統一的大業。

這篇文章語意八股，文字亦無魅力，比之10年前的勸進之作，氣勢與論述均無足觀，次日見報，頗感慚愧。

比之中國大陸　我們算是幸運兒

天意巧合，勸進之作與悼念之作，都是我執筆的「大作」，說來也算與蔣經國有緣了。

經國先生去世30年了，我從事新聞工作約40餘年，整個「蔣經國時代」與我的「新聞時代」大致重疊，眼看他從權力的階梯步步高升，眼看他一手控制臺灣的學術、文化、教育、新聞各界，肇致臺灣的文化自由只剩一半，也肇致臺灣的知識份子心生怨懣，只要有機會開窗透氣，無不希望把窗子儘量開大，讓空氣流貫整個身心靈。

比之中國大陸，我們算是幸運兒，因為畢竟還有幾扇透氣的窗扉，大陸則完全呼吸不到一絲新鮮的空氣。經過30年的沈澱，蔣經國的功過，應該可以理出大部分的輪廓。他的統治手段，比之他的父親，既高明又詭詐。首先，他將政經分離，甫接任行政院長時，便提出「十大建設計畫」，以及宣佈「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次年由於國際油價波動，他又提出「穩定經濟措施方案」。這幾項政策的推動，使臺灣從70年代開始，逐漸步入了「經濟奇蹟」階段。

然而，政治方面，他始終未作絲毫放鬆，繼續戒嚴，繼續廣佈特務，繼續用救國團的名義滲入高中以上學校，繼續由文工會主導文宣工作，當時各新聞機構人員出國，需先向文工會報准後，才能依行政程序交新聞局及入出境管理局辦理。歸納而言，當時臺灣的經濟是開放的，鼓勵生產，促進外銷，賺取外匯；而政治、教育、文化則是管制的，甚至絲毫不容放縱。

那時，各大學不容互相交往，校際間絕無共同的組織，除了校際比賽，連球隊都不准有聯隊出現。大學中的課外活動，由「課外活動組」管理，而管理人員清一色出自國民黨或救國團。大學畢業男生必須入伍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其實是思想考核與灌輸「愛國思想」。

公平而言，「經國時代」也有兩件事頗值得讚頌，而且影響後世深遠。其一是不管制留學，其二是開放兩家私營報紙：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絕不可輕視這兩項不起眼的政策，因為開放留學，當時大學畢業生出國的數字相當可觀，以臺大工學院為例，60年底的出國留學生（大部分到美國）約佔全體畢業生的65%左右，這麼高比例的留學風潮，一方面減輕臺灣的就業壓力，一方面大量儲備了高級科技人才，因此，80、90年代，臺灣發展高科技產業以及新設大學中，均未見人才斷層現象。比之中國大陸的鎖國政策，能不歸功於蔣經國乎？

至於兩大私營報紙的開放，更有多重意義。當時的電視節目內容貧乏，而兩大報由於相互競爭，深知政治新聞必須遵循黨政的約束，於是儘量朝副刊與專欄方向突破，中國時報60年代由高信疆主持副刊工作，大量引進海外專欄，不僅拓展了讀者的視野，也間接促進了讀者對各方面問題的思考與討論，無形中，大大打開了臺灣的視窗，讓海外的知識、見聞、思想、學術、文學浸潤臺灣知識份子的心，加之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月刊」以及後來的「文星月刊」，將民主、自由的種子灑到每一個角落。

80年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黨外雜誌」極為暢銷，然細審其內容，多未超出「自由中國」或「文星」的理論主軸，及至後來激進派的興起，不談民主、法治，不談文化傳承，不談國民黨的功與過，只是一味仇恨，講些不成邏輯的歪理，毫無包容胸襟的論述，則等而下之了。

如果提早10年解嚴

從某一角度來看，「蔣經國時代」等同戒嚴時代，而戒嚴畢竟還留了一隻眼睛及一隻耳朵，這隻眼睛及耳朵，便是今天臺灣步上民主自由之路的動力，如果蔣經國當時向中共學習，只知高壓統治，而不知開扇門窗透透空氣，則今日的臺灣恐與中國大陸相去不遠矣。

蔣經國晚年罹患重度的糖尿病，非但不良於行，而且視網膜病變，造成視覺不清，必須坐著輪椅由助理照顧，大權逐漸旁落於王昇之手。王在中央黨部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其型態、功能頗似清朝雍正皇帝的軍機處，意在架空行政院、架空國防部、架空中央黨部，他趁著蔣經國健康不佳時，將權力之手逐漸伸入軍方、行政、立法等範疇，「劉少康辦公室」等同中央黨部，等同行政院。

這當然是臺灣最高權力繼承的重大危機，斯時我正在紐約「美洲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余紀忠先生為此項政治變局憂慮不已，他無法判斷臺灣政局何去何從，經常在美國寓所繞室徬徨，此事件發展過程驚險有趣，我將另闢一章專談此事。

我從事新聞工作近50年，經國先生過世也30年了，如果要下一個簡單的結論，我認為，他最大的敗筆是解嚴太晚，使國民黨在結構上，一方面形成本土菁英的侍從關係，一方面利用龐大的黨產作為資本，將若干獨佔的營利事業據為「黨有」，製造了一個政經結合的怪獸，同時也擴大了民間各階層的怨懣，埋下了此後反對勢力長期對國民黨仇視、對立的因子。

這個對立的形勢，後來演化為族群的敵意，迄今難解。如果蔣先生提早10年解嚴，逐漸釋放國民黨擁有的特權，一切依憲行事，社會的和諧必勝於今日甚多。

其次，他如果提早10年解嚴，趁其身體尚未病入膏肓之際，逐漸從事改革，帶領臺灣走上民主、法治的正軌，也可能重新思考大陸崛起後的兩岸國力消長的處理方式，或可避免驟然解嚴，無可避免地，走上兩黨對立與廝殺之途，政治形勢何至於此？當然，這都是「俱往矣」的後話，只能說是令人感慨不已的宿命吧！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40多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