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2日，將會是日後的歷史記載中特別的一天。這天，海牙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仲裁庭，無異議通過了501頁的裁決結果。其中，最重要的訊息是：中國依據「九段線」而對南海海域主張「歷史性權利」，缺乏法律基礎，違反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規定；此外，中國填海造地對海洋生態造成嚴重破壞，並侵害了菲律賓在其專屬經濟區內享有的主權權利。

關於這一天中國官方與民間爆發的憤怒與咆哮，我看到最傳神的描述是這句話：就像1932年國際聯盟派出的李頓調查團宣布滿洲國為傀儡政權後，日本帝國所作出的反應。這句話，明確指向了南海議題最核心的癥結：一個陸權帝國在海洋上的帝國擴張行為，是否能相容於現行的國際法所架構出來的海洋秩序？

從仲裁結果宣布後亞洲各國的官方發言，這個問題的嚴肅性可見一斑。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表示，海牙裁決是「最終性的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中菲雙方都該遵守裁決。新加坡外長維文則說，新加坡是個小國，因此強烈支持「以規則為本」（rule-based）的國際秩序，來保護所有國家的權利。澳洲外長庇雪也不含糊，認為中國在崛起為超級大國的過程中，必須注意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中國若漠視裁決，形同嚴重違反國際社會的意願。

可以說，對亞洲的周邊國家，類似中國這樣的「晚發展帝國」，如果覺得國際現狀不符合它的利益，就可任意在海洋劃定疆界，二次大戰後讓亞洲奠定長期和平繁榮的國際秩序格局，實已蕩然無存。

以單邊手段對付鄰國的霸權國家

然而，對中國，裁決結果不但表明了它在仲裁法庭上的徹底失敗，同時也表現為它在「世界輿論」的法庭上的徹底失敗。各國的主要媒體，在評論的口徑上相當一致，認為這樣的中國不會是可以領導全球的「大國」。中南海不承認裁決的強硬作風，顯示了中國正成為「以單邊手段對付鄰國的霸權國家」。

對每一個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但又沒有能力獨自抵禦中國的國家，這個世界圖像形成了意味鮮明的提示：國際法秩序與國際法機制是非強權國家維護生存的有力武器，雖不能阻斷強權國家的侵略性作為，但絕對足以在強權前進的道路上丟下擋路石。對此，我們或許還可以補充一點：海牙仲裁庭對中國「9段線」主張的裁決，與一般台灣媒體評論的認知相反，實際上是最符合台灣國家利益的裁決，因為按照中國劃定的「9段線」，台灣也被包含在「9段線」內。

不過，準確地說，「中國型霸權主義」或「中華型帝國主義」，並非現在才開始。中國在南海的國際行為，自始就是依循著傳統霸權國家盛行的「單邊主義」邏輯而展開；一言以蔽之，本質上就是企圖將陸權帝國的主權投射向海洋的「帝國建設」策略。這個「帝國建設」策略，與傳統國際法上的「海洋自由」觀念，無疑存在不小的結構性矛盾。

可是，在許多華夏人看來，中華民國政府早在1947年即劃定「11段線」，而中國現今主張的「9段線」又是承繼「11段線」而來，那時尚不存在今日的國際海洋法。因此，「9段線」就代表了「歷史性的政治事實」，而這個先在的政治狀態，當然凌駕後來的國際法。是國際法必須適應中國的帝國主權，而不是中國的帝國主權必須屈就國際法。

強權即公理

在這次的南海仲裁案，中國政府因而自稱「選擇不接受、不參與仲裁，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這種「強權即公理」的帝國姿態，隨即受到知名的海洋法專家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給予嚴厲的批評。孔傑榮的看法，或許可以看作是國際法社群的主流共識：中國既然早已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就意味著中國願意遵守公約中規定的「有約束力的強制裁判程序」，並且同意接受仲裁庭的裁決。就國際法學的觀點來說，中國「不參與、不接受」強制仲裁程序，「不承認、不執行」仲裁庭的裁決，是完全無理的舉止。

進一步說，中國一方面留在條約體系內，另方面卻又不斷挑戰條約所授權的強制仲裁程序和裁決，其破壞國際法秩序和背棄條約承諾的言行，可謂近乎「流氓國家」。

但孔傑榮未曾去討論，中南海為何會逃避海牙仲裁庭的仲裁程序？對此，一個看似明顯的原因是：中南海知道「9段線」在國際海洋法上根本站不住腳，而華夏的天朝主義文人，又拿不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海洋法理論」。如果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中國當前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大義名號的「帝國復興」方案，不但存在著嚴重的內在矛盾，更在南海議題上就遭遇了原理層次的障礙。

腦袋中只有陸權帝國圖像和大地法的華夏官員、文人，對海洋法原本不識之無。直到今日，中國對海洋權利的主張，在東海與在南海，還依然是邏輯相異，自相矛盾。對東海主張大陸棚自然延伸，對南海卻主張等距離中線；在東海堅持大陸棚原則，到了南海卻避談大陸棚原則。

陸權帝國的經驗

無論如何，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7月12日發表的談話來說，關於南海，中國的基本立場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中國在南海擁有歷史性權利」。

按照這種中國當代的天朝主義邏輯，憑藉著華夏儒教歷來的「帝國史學」，中南海就可以主張南海是華夏帝國的「歷史性水域」，主張中國對南海擁有排他性的海洋權利，主張對南海幾乎全部的島礁擁有主權，公然將南海從國際公海變成華夏帝國的「內海」，然後徑直冠以「歷史性權利」的響亮名稱。這一切，似乎顯得天經地義，別無懸念。

不過，天朝主義的官員和文人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華夏傳統的帝國神學（漢代經學）與帝國形上學（宋代理學），其中的地政學想像都是以陸權帝國的經驗為本的，從未涉足海洋法和海洋權利。陸權帝國碰到海洋，會先想到「界限」（limitation），會先想到永恆的危險與威脅，而海權帝國傲遊大海時，則總是想著「流動」（mobility）。

陸權帝國一貫注重排他性，強調土地的掠奪、分割與所有，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帝國主權的理想模式。但海權帝國卻不同，海洋交通與資源的移動性和開放性，使得海權帝國趨向於以「海洋自由」為帝國主權的構成原理，並且以「航行自由」為其中的核心元素。

華夏不是雅典，不是羅馬，更不是威尼斯、荷蘭或英國；從河流走向內海，從內海航向海洋，這段歷程就花費了華夏帝國兩千年的光陰。如今要傳統的帝國儒學去提煉出對海洋權利的帝國想像，這是兩千年未曾有過的難題，算是頭一回。因此，我們就不要奇怪，為何當前的中國政府，與過去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樣，只能任性地將陸權帝國對帝國主權的想像投射向大海，憑空構作出莫名其妙的「11段線」、「9段線」或「U型線」。

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門羅主義」

但這些「虛線」，到底是「歷史性水域界線」？還是「國家海域界線」？是「島嶼歸屬線」？還是「國家疆界線」？過去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現在的中國政府，非但從來說不清楚，也不能說清楚——因為，這些劃到他國門口的帝國界限，這些在地圖上馳騁「帝國想像」而勾勒出來的帝國權力投影，實際上都不可能證成其在國際法上的合理性與法律根據。

正是如此，對於要如何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運用和解釋，來反駁海牙仲裁庭認定中國「9段線」主張不具法律效力的裁決，中國的權力集團迄今拿不出任何辦法，人們難道還需要驚訝嗎？

當然，這種法理上的缺失，對天朝主義者，絕非是嚴肅的挑戰或棘手的課題。相反地，按照華夏文化人通行的「新天下主義」或「中華型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的「帝國復興」即意味著必須以「朝貢體系」這個中國獨有的「帝國原理」來重塑國際關係體系。

同時，在邁向「中華型帝國主義」的道路上，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門羅主義」，排除美國勢力，囊括亞洲為中國的「勢力範圍」與「大生存空間」，恢復中國在亞洲的最終仲裁者地位，就是以「朝貢體系」重塑國際體系的第一階段或步驟。

帝國主權，至尊無上

既然如此，在亞洲的國際事務上，中南海絕對不能承認其他的「中立第三方」的國際仲裁，也就成為中華型「帝國復興」的題中之意。就此而言，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7月5日會在華府宣稱國際仲裁的結果「只是廢紙一張」，而台灣的中華統一促進黨，會在仲裁結果宣布後，立即以「帝國民粹主義」的語調嗆聲，「南海問題只有中國說了算」，「台灣應該支持大陸官方的任何決定」，都完全符合天朝主義的思維邏輯。

如果不是這樣，反倒顯得怪異。帝國主權，至尊無上；犯我強漢，雖遠必誅—這點，才是中南海必須拒絕國際仲裁的終極理由。

如果我們轉換到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中國對南海主張所謂的「歷史性權利」，其實本質上與歷史沒有任何關係。它最真實的意涵，乃是中國的國家能力(特別是軍事能力)對外的輻射範圍。

中國對國土疆域的「歷史性權利」，表面上是依據東亞大陸歷史上的王朝帝國的統治範圍而確立，但實際的政治操作，不過是反映當代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國家能力上的對比與變化。

因此，過去的中共政權，會大方地將西伯利亞的土地割讓給俄羅斯；反過來，當中國覺得「東南亞國家是小國，中國是大國」乃是鐵一般的現實，要中南海放下刀劍，也不啻緣木求魚。

「帝吧出征」必須「寸草不留」？

既然「歷史性權利」的本質是地緣政治變量，中國要以「歷史性權利」為藉口來構作「既成事實」，除了會導致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恐懼，也就必然會附帶激發中國沒有能力化解的國際衝突：中國希望別的國家相信它已經強大到足以使一切人不敢抵抗，不過，打開歷史，除非讓一個國家從地球消失，將一個地方的文化斬草除根，任何一個帝國都做不到這件事情。為何「帝吧出征」必須「寸草不留」？從帝國權力的邏輯而言，不是沒有道理的。

而依據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日本這些「晚發展帝國」的前例來看，一旦走向了否定國際法秩序，中國可說就已踏上了不歸路；此後，中國的「帝國衝動」，將再也沒有回頭的可能。

對這些糅合帝國想像與民族想像的「民族性帝國主義」，人類歷史的世界法庭已作出了最終的審判：帝國性的僭政雖崇拜「強權即正義」，但以任何理性的世界性宗教或哲學為尺度，它終究無法對普世的律法證明自身為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