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近決定取消主席職位的任期限制，此事震動了西方：目前擔任該職務的習近平突然被說成是一個新儒家獨裁者，掌管著一個仍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統治的國家，管理著有選擇性地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並且懷著讓他統治的國家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野心。

這種衝擊感，更多暴露出問題出在西方而非中國身上。過去五年，西方領導人和分析人士常常把自己喜歡想像的，而不是反映中國領導人真實表述，或屬於中國治國策略真憑實據的形象投射到中國身上。長期以來，這些指向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

習近平並非突然變了。在迅速鞏固權力方面，他很早就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政治技巧。為了當上最高領導人，他對主要對手採取迂回戰術，施展策略，將對方邊緣化，然後將他們全部除掉。他非凡崛起的故事並非什麼秘密。當然，這個故事不適合膽小的人。

他的反腐運動是政治鬥爭的典範。自2013年以來，他利用反腐整頓共產黨，清除一切潛在的挑戰者，並在政府中大舉安插忠於他的人，他自己則是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而且，他的行動還沒有結束：現在正在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以便將這場運動從黨員擴大到全國。

習近平現在領導著六個高層「領導小組」，還有多個中央和其他委員會，涵蓋所有主要政策領域。所謂的習近平思想寫入了憲法。對在任國家主席來說，這一安排與眾不同（他的前任都要等到卸任後，他們的「思想」才能被寫入憲法）。由此看來，取消他的職務任期限制只是錦上添花。即使沒有這個變化，習近平也可能在本世紀整個20年代繼續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重點不在「新威權主義」

很多人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習近平的「新威權主義」上。但這麼做的一個風險是，分析人士忽略了中國整體國家方向的更廣泛變化。實行了40年的政策實用主義後，中國過去幾年一直在回歸部分的馬列主義正統思想。此外，中國共產黨也正在恢復它淩駕於國家政策系統之上的制度性地位。以前，黨主抓意識形態，複雜的政策和國家治理問題則由各種政府機構的專業人士負責。

如今，政策權力的核心從國務院轉移到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包括在核心的經濟問題上。和前總理朱鎔基的時代相比，這是一個重大變化。習近平認為，在中國繼續向全球大國轉變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保持國家完整的同時，在經濟管理上發揮重要作用。

這裡存在著危險。習近平不是經濟學家，而且，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主管經濟的總理李克強，在政治上處於弱勢。這在共產黨和主席控制經濟的願望，與共產黨此前為進一步經濟改革定下的計畫之間，有可能出現緊張關係。

2013年，共產黨公佈了下一代經濟變革的藍圖——把中國從舊有的高速發展模式轉變為接受速度較慢但具可持續性增長的新模式。以往的高速發展是基於低工資、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輔以國家在基本經濟基礎建設中的高投入；而新模式則建立在不斷擴大的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規模，以及隨著時間增長，以像阿裡巴巴這樣的新一代私營企業取代國有企業的基礎上。

然而，過去五年裡，改革的步伐卻放慢了。這主要是因為共產黨擔憂會失去管控。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一次承諾要加速改革，此外還重新承諾要將「市場」放在經濟中心。我們拭目以待。

也許西方分析最大的失誤之處，就是認為一旦中國的經濟實力開始匹敵美國，習近平會繼續保持自由的、基於國際規則的秩序。再一次，這個期望與眾所周知的事實相悖：中國一直表示，現行秩序是上一次世界大戰獲勝方的發明，中國在其中沒有獲得發言權。

不應透過西方玫瑰色的眼鏡看待它

中國從未認同過西方在人權上的看法。它長期尋求削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的權力。中國充其量對自由貿易持有矛盾態度——只要看看它對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有所保留的支持、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反對，以及其自身重商主義的悠久歷史。

至於全球安全秩序方面，中國對美國軍事盟友在全球，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的體系所持有的敵意從未改變過，中國長期攻擊該體系是冷戰遺留下來的產物。除此之外，中國還堅持了對南海的領土主張。

由於這些原因，習近平已經明確呼籲「一種新型大國關係」，一種從「對現行國際秩序的爭奪」中出現的「新國際體系」，以及一種積極的新型外交政策，而不再奉行鄧小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的政策。因此，就有了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及「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倡議，培養作為替代之選的多邊體系的努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習近平會希望在自由西方秩序上翻開新的一頁，在世界歷史中寫就新的篇章。如果中國在下一個十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屆時習近平很可能還會是該國領導人，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成功可能會是基於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之上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拒絕這樣一個概念，即更大的經濟自由及政治民主會隨著收入不斷增加而出現。

沒人知道習近平要將這種「中國模式」的原則在更廣泛的國際秩序中運用到什麼程度。這裡會出現緊張關係。但我們應當很清楚習近平想要為中國帶來什麼，而不是透過西方玫瑰色的眼鏡看待它。西方的這種樂觀態度仍然是由鄧小平的中國形象所塑造的，那已經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了。習近平的中國從根本上是不一樣的。

※作者陸克文(Kevin Rudd)是澳大利亞前總理／現為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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