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4月7日，是鄭南榕被控叛亂、自焚殉身後的29年，也是後世皆知的「臺灣言論自由日」。
 

歷史要我們記取的是昔年白色恐怖底下，言論如何不自由；而自由，從來要以付出甚至捨命犧牲捍衛。他生前受訪嘗言：「若不建立臺灣國，臺灣無法達成真正的民主化。臺灣須以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必須依據公民投票決定臺灣的獨立。」言如金石震聾發聵，激勵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
 

29年過去，各地紀念以犧牲換取得來不易的自由同時，「喜樂島聯盟」正式成立，跨黨派跨界別人士參與大會，未來在公民社會鞭策政府推進「獨立公投，正名入聯」，實踐鄭氏念茲在茲的信仰，循國家正常化逐步達至真民主。美國最對臺灣政策友善轉變，本土派藉此機會發起社運邁進一步，實具歷史意義。
 

港臺兩地　景象迥異
 

就在同一天，彼岸香港陰霾密布。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和平佔中」倡議人戴耀廷上月末赴臺出席座談，卻因言賈禍，中共乘機冠以煽動港獨、分裂國家的罪名，策動麾下徒眾群起攻之。危急存亡之際，民間人權陣線及民主派政黨組織發起捍衛言論自由大會聲援。
 

其間偶有小風波，如民陣代表阻止中大、樹仁學生會成員上臺發言；場外港獨派人士另起爐灶，屢受打壓後久違了的集會再起。然而集會詭異之處，先是戴氏以正能量展現「受迫害卻無所畏懼」姿態，後來在場地一片泛民旌旗底下，與會發言者更紛紛轉為硬銷戴耀廷之前提及的「風雲計畫」－ 積極投入人力及資源參選2019年區議會選舉，藉收復議會失地，與中共在港勢力分庭抗禮。
 

一個宣稱「捍衛香港言論自由」的集會，先是為求自保肆意踐踏獨派言論自由，多番強調反對港獨立場；再來當場剝奪學生代表言論自由，被害者為虎作倀兼當加害人，淪為荒誕鬧劇。更為諷刺的是，在23條步步進迫、自由岌岌可危之際，民主派居然將下一步抗爭方向定為派代表參戰區選，鼓勵眾籌支持計劃，無異與之前的「反DQ」集會，僅屬一場競選活動。

前途問題　一心民主回歸
 

確實，回顧本港歷史，早在1963年由馬文輝等人組成民主自治黨，矢志建立英國主權下城邦自治，同時愛護中國傳統文化及自由生活方式的和平自由港，通過擴大議員名額及選民範圍逐步取締殖民主義。雖然後來英治港府確實賦予遲來的議會民主化，可是其追求香港自治甚至獨立的政治主張，從未受當時人認真注視。自治獨立之議，在1970-90年代甚至一直被親民國政府的傳媒(如《華僑日報》)評論視作借機抨擊英國政府、破壞香港和平穩定現狀、反華勢力煽動臺獨港獨連結的陰謀。
 

至1972年，中國代表黃華向聯合國提交備忘錄，要求將香港、澳門剔出殖民地領土列表，並反對兩地有機會引用《聯合國憲章》及1514號決議爭取獨立或自治。稍後聯合國及殖民地委員會採納黃華公函要求，正式將兩地從殖民地名單上刪去。負責準備當年工作計畫的反殖民地委員會小組考慮中共之理據，並同意押後討論兩地問題。這項操作，奠定往後中共以1997之後「高度自治」偷梁換柱，香港不復為去殖民、求自決之地。
 

1980年代初英、中始就香港前途談判，香港非但被中共以「自己人」為由而無從置喙，嚴拒英國藉建立三方協商平臺「打民意牌」。即使主張「保障公民權利」的反對派組織香港革新會民調反映港人回歸中國管治意願甚低(70%支持「維持現狀」，15%支持成為托管地邁向自治或獨立，僅4%支持由中國管治)，兩國仍然置若罔聞。
 

根據當時解密文件，除了照見英國錯估形勢，在談判中期膠著後節節敗退，繼而決定把香港主權治權拱手相讓；本港知識界及政圈受制於資訊不對稱，有意無意誤判政局；中共忌憚主權遭動搖以外，對英方軟硬兼施。終於，1984年英中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命運也塵埃落定 － 雖然那時誰也沒有預期34年後，一紙莊嚴承諾可以破壞殆盡。
 

以匯點為首種下的民主派原罪，說他們自始至終擁抱國族主義，並非實情。但他們之所以選擇有條件的「民主回歸」，除了基於《聯合聲明》訂盟的政治現實，其起源更與昔年五四運動中知識份子在經歷國族主義躁動及政府賣國的憤懣後，選擇共產主義頗有相似：經驗1970年代「反英抗殖」洗禮，在英治底下既自卑又失落，然後銳變為反抗的火紅年代。
 

自1980年代紛紛結盟且活躍的壓力團體及民主政黨，一旦處於決定香港未來的十字路口，不免對急遽變化的共產新中國存在不切實際的期許，復摻雜中華文化鄉愁，遂認定國族主義為基礎但又非惟一原則，始終視黨國分家，以民主化改變國家現狀為己任。
 

雖然稍異於過往純粹親中的「國粹派」，但在國族主義層面他們聲稱不偏狹而未脫血緣地域的老路，面臨主權移交的現實，則沿襲昔日爭取「八八直選」的精神，透過民主消極抗共。六四慘案爆發，舉世皆知中共如何血腥鎮壓異己，信心大挫的民主派主流仍堅持以溝通柔性改變政權的宗旨，在半信半疑中維繫高度自治為前提的「一國兩制」。
 

加上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1989年6月發表報告書，否決賦予擔憂共產中國管治前景的325萬港人居英權之議，但同意加速香港民主化，在1997前留下「光榮撤退」的珍貴遺產：一個正常運作、民主且高度自主的政府。於是悲憤的港人將力量轉移至1990年代兩場立法局直選，贏得議席累積實力，抗衡他朝中共管治，無論輿論抑或政黨宣傳皆朝此路進。
 

歷經種種，幻想盡數破滅，民主派卻猶在夢中，活在自以為先鋒的世代 － 哪怕「民主回歸」從來子虛烏有，無從實踐。
 

港獨：中共稻草人？
 

有說樹立「香港獨立」以作攻訐1997年主權移交後民主派的稻草人論證，始於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赴港出席研討會，嚴辭指責民主派爭取2007年由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2008年立法會全數議席由直接選舉產生的「雙普選」，是企圖「攪獨立」，借政治爭議建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
 

更確切而言，「獨立政治實體」一說，來自1984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他在公開場合表明「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屬於中國政府一部份，「獨立實體」則獨立於中國以外。此語一出，旋即引起知識界擔憂，中共在1997主政後不欲「港獨」萌芽，難以容忍反對政黨及政治團體活動，更廣泛的反應是認定屆時新聞自由及公眾言論勢將下降。
 

在中共官員以至官媒統一口徑之下，港人力爭政制改革、民主普選，是由「高度自治」演變為「完全自治」的陰謀，是英國埋下「新加坡化」的炸彈，也是他們口中「落實『一國兩制』的最大障礙」。
 

以上罪名加諸民主派身上，固然冤哉枉也。主張獨立，最低限度必須表達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的意願。但誠如前文引楊森《香港民主運動》所言，民主派素來支持中國在港主權，以及1984年《聯合聲明》內明言「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政策，雙普選也不過是依循《基本法》訂定規範，享有選擇管治者與代議士的自由，從未踰矩，更非「反抗」。
 

此例一開，自然一不離二。如2014年中國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舉港輿論嘩然，質疑中共干預司法獨立之際，《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以香港司法界將《基本法》看成「小憲法」，心態上排斥中國《憲法》效力，並以為香港是「獨立政治實體」，無視「兩制」以「一國」為基礎；同年人大常委通過「831決定」，訂立最終選舉框架後，不經中共操控、篩選的「真普選」理想破碎，港人反對聲此起彼落，《人民日報》更動用社論猛烈抨擊反對者「攪局」「製造麻煩」，存心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

中共在1997主政後不欲「港獨」萌芽，難以容忍反對政黨及政治團體活動。（湯森路透）

抗中　民主　獨立
 

2008年，是香港民族認同的轉捩點。四川大地震及北京奧運，將大中華國族情緒推到頂點，然而同年揭發的三鹿奶粉、豆腐渣工程等事件，往後隨兩地居民交流增加愈趨激烈的港中矛盾，令港人從「中國夢」驚醒過來，反而產生「疑中」甚至「仇中」情緒。呼應身份認同危機的研究與論述，陸續應運而生。
 

2011年陳雲撰寫《城邦論》，承接新興社運無以為繼的「開放本土」，提出以「建立城邦，分而治之」的港中適度區隔，藉本土主體及利益優先考慮，抗衡北京過度干預，換言之就是貨真價實的「一國兩制」。但無論是《城邦論》的政治邊界抑或《遺民論》的文化疆域，始終未有從大中華國族懷想中剝離，其對主權之釐定仍肯認中國為宗主。
 

港大學苑於2014年編訂《民族論》，提出另一種想像：港人不再是在北京治下乞討「鳥籠民主」的次等公民，而是可卓立於世，成就文化自足、經濟實力及政治體制圓熟的獨立政體，甚至有爭取主權、獨立建國的可能。「民族論」者提倡：2047年(「50年不變」)大限以前，港人必須奪回自決權。從意義上而言，這是港獨思潮的雛型。
 

民心思變、理論紛呈以外，社會運動也促進港獨議題發展。
 

由戴耀庭教授倡議把公民協商和社會運動結合的「佔領中環」大型公民不服從運動，反對中共「一錘定音」扼殺真普選，設定上仍隱然有香港先行實現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選舉，繼而讓中國跟隨民主步伐的「民主同步論」，可說是民主派陣營最後一擊。局勢變化甚快，「佔領中環」民間宣傳及組織訂盟拖宕過久，到學生發起一週罷課，群眾正式包圍政府總部周圍，旋即因警方連環發射催淚彈驅散市民而告夭折。
 

不過社運並未因此全然消散，反而因「大臺」撤離成功質變為自主自發的「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社運參與者初嘗「自主自發」的滋味，民主派政黨已無法代表自己決定大規模的佔領何以完結，甚至政制改革應何去何從，一時陷入官民僵持狀態。其間本土派的積極參與，部份進步民主派復與傳統民主一脈分道揚鑣，令佔領無功而還的參與群眾轉向新目標：不同立場的組織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諸如「以武制暴、民族自決」的本土民主前線、「力拒中殖、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前途自決」的青年新政、「民主自決」的香港眾志等。

「雨傘革命」讓香港社運參與者初嘗「自主自發」的滋味。（維基百科）

成長後的沉重打擊
 

本土派組織經2015年驅趕中客走私的「光復行動」、2016年初一晚上的旺角警民衝突，建立勇於抗爭的形象。其後20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本民前代表梁天琦以第三高票落選，更證明本土派已有一定實力衝擊立法會議席。
 

就在此時，特區政府假借行政與司法手段，嚴厲打擊本土派從政的可能。2016年9月立法會選舉起始以政見篩選參選人並終身剝奪參選權利的極壞先例。及後，民族黨創立人陳浩天邀請遭取消選舉資格的本土派，以「捍衛民主，香港獨立」為主題舉行集會，並於會上振臂高呼「香港獨立」。接下來，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均因宣誓違反《基本法》遭法院裁定喪失議席，本民前黃臺仰、李東昇在旺角騷動案審訊前夕涉嫌棄保潛逃，退出組織的梁天琦及其他素人則面臨沉重刑期。
 

中共之所以動用國家機器迫害本土派、港獨派，甚至較為溫和的民主自決派，並借戴耀廷在臺言論羅織罪狀，除了要「寧統勿獨」在港整風，更是觸及他們至為忌憚之事 － 國土分裂、動搖主權或成現實。獨立、自決等政治構想，雖然尚未有具體路線圖，徘徊於論述與願景，但當退無死所的港人積累民氣負隅頑抗，那將會是港中之間你死我活的爭鬥。
 

他們發覺主權移交快要21年，民心不僅未能回歸，最近更有民調反映素來有接觸中國的青少年，有近30%受訪者表示香港人身份不能兼容於中國人，而約 36.6%則稱「一半半」，若按統計而言，對照港大民調的身份認同追蹤研究，本港的「不臣之心」似乎遠比中共想像為高，難怪要匆忙就《國歌法》刑事化，推崇「符號愛國主義」，好懲戒「亂說亂動」的港人了。
 

獨立與否　死生存亡
 

臺灣黨外運動，面臨黨禁、報禁、言禁，白色恐怖，充斥暴力與鎮暴的官民角力，行動之餘不忘論述，境況比當前香港艱難許多。結果當年的社運領袖領袖紛紛身陷囹圄，犧牲青春乃至身家性命(如鄭詹殉身、林宅血案)，終於迎來開放禁制，逐步瓦解極權。昔年參與辯護，跟上位者頡頏的律師團，亦從此擠身政壇。
 

與此同時，香港的爭民主運動，卻是相當和平理性，連是否暴力衝擊也要精打細算，更不必提那玩家家酒式的「三罷」(罷工罷課罷市)，從未認真實踐。民主派領袖至今幾乎無一人坐過半天的牢(包括宣稱1997年後將被共產黨秋後算帳的支聯會元老司徒華，至死從未遭扣押)，倒是多年來老實地高坐議事廳堂，漠視民主之路不進反退，自己還有份參與出賣過程。
 

若然這一代人沒有革命的覺悟及準備，沒有爭取主權促成民主的念頭，對主張香港獨立的人受迫害視而不見，以謹小慎微自我設限「捍衛」言論自由，目睹警察暴行僅止於譴責，經歷建制的暴力祇重覆「今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一天」，挖空心思設想中共會否不高興，那麼你大可收拾心情，迎接將來地位比上海更不堪的命運，被北京政府充當「香港模式」偽民主範本輸出國際，成為文明世界的笑柄、極權國度的福音。
 

一切一切，皆為共業。事到如今依舊對極權姑息，耕耘歷載一無所得卻不斷以公民覺醒自我麻醉，以為30年過去的大家還有心力再抗戰20年，蹉跎歲月不亦樂乎。有如斯自詡理性精明卻愚不可及的「民主隊友」阻礙歷史洪流，共同感受沉淪的一天必將降臨。
 

無論如何，任何意圖削弱北京絕對宰制的努力，都是自決甚至獨立的火苗；主權獨立，無可避免成為未來辯論本港前途的議題，決定港中政爭主調。至於「民主回歸」，則不再亦不應於選項之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感早已過去，我們要做的，是傾盡一己所能，爭自由爭獨立，反對中帝殖民，始終不渝。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