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以降，美國和中國的貿易衝突愈演愈烈，似有升溫的跡象。但當眾人把目光投射在所謂的「貿易戰」時，卻忽略了美中兩國更核心的地緣政治矛盾上。這個結構性矛盾將在未來10至15年影響東亞權力格局，東亞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做壁上觀。

自尼克森總統以降，美國對中政策大多數時間都以「交往策略」（engagement）為主，「圍堵策略」（containment）為輔。除了在天安門事件後，對中禁售或禁止轉移來自美方的軍事重要科技外，美國希望，藉由交往策略，把中國吸納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並依循著「現代化理論」，影響中國國內社會和政治。

這種想像並非過去五十多年才有。早在清朝時期，美國在基督教傳教理念下，透過傳教士希望改變中國，走向西方文明的道路。簡言之，這是西方世界基督教文明對中國的傳統幻想。

然而，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幻想正被中國的崛起所打破。愈來愈多西方國家警覺到，中國利用不計其數的經濟手段，諸如投資和貿易，實現其地緣政治目的，這激起了中國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極大不安。

以澳洲為例，在美國對中國正式展開「301條款」調查之前，澳洲政府已對中國商人試圖通過政治捐獻來影響該國政治展開調查。在地緣經濟競爭加劇之際，美國與日本也在考慮如何有效地應對中國。

川普總統前策士巴農的觀點，最能夠體現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懼」。這位曾在美軍服役、高盛工作過的媒體人，與另類右派（alt-right）思潮具有緊密的關係。

去年秋天，巴農在日本的一場演說中就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容忍美國國民成為中國經濟擴張犧牲品，稱「美國變成了像附屬國一樣」。

他進一步主張，應對中國的優勢和不斷增長的霸權，需要美國及其盟友進入「決策的關鍵期」。他用20世紀國際社會對納粹德國的綏靖主義為例警告說，對中國這樣一個不斷崛起的競爭者採取姑息主義是危險的。

即便巴農離開了美國高層，但他的這一番話，卻準確傳達當今美國政壇對中國的態度：愈來愈多的美國政治人物認知到，中國的崛起，在「地緣政治」和「全球領導地位」上，對美國是一種正在近迫的威脅，而非只有機遇。

這種情緒表現在去年十月十八日，川普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部分內容中，將中國設定為「具有經濟侵略性的國家」。

這股氛圍也瀰漫到歐洲國家。當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中西歐國家採取的疑慮態度更甚於歡迎態度。這點以英國首相梅伊今年初訪中時，即便中國不斷施壓，也悍然拒絕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就可窺知一二。

在世界權力正可能面臨「典範轉移」下，美中貿易衝突絕不只是代表「誰賺一角，誰虧兩分」如此簡單的算術題。美國把中國崛起對東亞地緣政治的衝擊，視為對美國利益的莫大挑戰，才是答案。這種結構性矛盾，無論是美國或中國，都難以輕易解開。

即便習近平從歐巴馬時期後半段，即不斷以「新興大國關係」向美國喊話，以緩解兩國日益加深的結構性矛盾。但從當今的結果來看，美國似乎已決定，與東亞盟友團結一致（包括台灣這個『準盟友』），共同遏止中國的「野心」，以防墜入「修昔底德政治陷阱」中。

這意味著，美國不再對中國存有幻想。美國對中戰略將逐步走向以「圍堵策略」為主，「交往策略」為輔的道路上。這就是美國對中國「拋棄幻想，準備鬥爭」的前期準備。

※作者為國立大學政治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