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台灣年齡最小的政治犯及白色恐怖歷史研究者、紀錄片導演洪維健先生）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清晨，地下抵抗組織的勇士們在布拉格成功狙擊了納粹德國蓋世太保頭子海德里希。一個星期以後，海德里希重傷死去。惱羞成怒的希特勒咆哮作要採取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其中，最為殘酷的報復行動，就是將布拉格西北部的一個名叫利迪澤的村莊夷為平地。   

利迪澤坐落在一個低矮的峽穀內，樸素的住宅圍繞小教堂展開，村莊周圍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牧場和果園，村民們過著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對政治興趣索然。他們與暗殺事件毫無關係，卻不曾料到，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在尚未找到暗殺者之時，村民成了替罪羊。黨衛軍地區中隊長弗朗克下令：遵照元首的命令，對利迪澤採取如下措施——將所有成年男性居民統統處決；將所有女性居民都關進集中營；將兒童集中到一起，送到德國接受洗腦教育。

那一天，整座村莊被包圍，一百九十九名男性被槍決，一百九十五名女性被送往集中於，九十五名孩童也被帶走——其中只有九人被判定「值得接受德國化教育」，其他大多數人從此銷聲匿跡。

然後，整座村莊被付之一炬，該炸的炸，該鏟的被推土機推平，瓦礫也被運走。家禽、寵物被射殺，墓地被掘開。這個村莊存在的痕跡消逝得乾乾淨淨。第二天，一篇早已擬好的稿子在廣播中播出：「在搜捕刺殺黨衛軍上將海德里希的兇手的過程中，有充分事實證明該村村民支持並給予這些兇手以幫助。……村莊裡所有的建築物現已拆除，該村的名字也被抹掉。」

希特勒的狂言沒有實現。戰後，利迪澤得以重建。一九四九年聖誕節期間，第一批民居的鑰匙交到居民手中。六年後，山坡上的友誼與和平花園亦對外開放。花環及鮮花構築的堤壩將老村的斷壁殘垣掩在其後，而一座座新房的紅色屋頂在清晨明亮的陽光下閃耀著光芒。而捷克藝術家瑪麗亞烏奇蒂洛娃用二十年時間完成了雕塑群像《利迪澤的孩子們》，將此一悲慘事件永久定格在歷史記憶中。

在台灣，也發生過一起與利迪澤屠殺相似的「滅村」事件，即鹿窟事件。白色恐怖受害者林樹枝多年研究鹿窟事件，用「屠村」之措詞來形容事件的嚴酷性。後來，鹿窟事件的前線指揮官、特務頭子古正文也公開承認那是一場不必要的迫害，他卻並不認為自己應該承擔主要的罪責，也從未說出他曾經擄掠諸多當事人（包括多名幼童）作爲其個人的奴隸勞工的真相。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監察院首度發表鹿窟事件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密局派兵在鹿窟、玉桂嶺及瑞芳曉基地展開一連串包圍、搜索及逮捕行動，意欲破獲共黨在北部地區勢力。僅在鹿窟即逮捕及訊問多達八百九十六人。一百三十五位被告受軍事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鹿窟九十三人，曉二十五人、玉桂嶺十七人），其中四十一人被判處死刑（鹿窟二十八人，曉九人、玉桂嶺四人）。另有十九人因自新而交保密局運用者，其中六人未成年，淪為保密局總指揮谷正文私人奴僕，時間達四到六年不等。

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在兩份調查報告中指出，保密局在調查過程中實施對許多村民刑求，以木棍、竹棍、藤條、扁擔或槍托毆打、用鋼筆夾手、用針刺指甲、用夾子拔指甲、灌水、倒吊，有人被打到吐血或昏倒，有人因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有人被打到骨頭破碎而發瘋，其中廖河更在釋放後自殺，不少村民因被刑求而為不符事實之陳述。

鹿窟案被逮捕及審判人數眾多，堪稱白色恐怖時代第一大案。台灣民主化之後，後續國家補償及冤獄賠償超過新台幣七億元，也是賠償金額最高的政治迫害案件。

鹿窟不是「台灣的井岡山」

小小的鹿窟村落，散佈在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六百多米的山巔，山雖不高，卻可俯瞰臺北、基隆，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氣勢。去鹿窟，公共交通不方便。於是，由學者曾建元驅車、白色恐怖受害者及研究者洪維健帶路，一行三人結伴出發。

我在前一年參訪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時候，有幸結識了正在那裡布展的洪維健。年近七旬的洪維健，從小在監獄中長大：父母因「中共中央社會部」被抓的時候，母親已經懷有身孕。他告訴我：「一九五零年，待產的母親，在軍法處面對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槍決的恐怖氣氛，她惶恐的心情，透過血液，也讓我先天就充滿恐懼。十一月三十日，母親羊水破了，趕快保外送鐵路醫院，生下我。我這些年不停地查閱資料，就是希望更加清楚當時的殺戮真相，也讓老蔣小蔣的殘暴面目，清晰攤在世人眼前。」其實，洪維健的父母並非「匪諜」，只是參加了來台的共產黨人士開辦的「實用心理學補習班」，才無辜捲入，一家三口，坐牢時間加起來超過三十年。

我好奇地詢問説：那麽，是怎樣的機緣讓您怎樣開始研究鹿窟事件的？」

洪維健回答説：「我這個白色恐怖的受害家屬，大概也是這個世界上，至今念念不忘鹿窟事件的唯一文史工作者，因為，鹿窟事件的女性受害者，也曾經送去「生教所」，我四歲半到十歲，就在生教所，認識了幾個阿姨。其中一個，私下告訴我，她來自山上。我後來才知道，所謂山上就是鹿窟。從那以後，我就留心收集鹿窟的資料。我想，她們的悲慘人生，不該就這麼被忽略，那個已經消失的鹿窟舊址，那個哭泣的寒村，還在淌血，還在抽搐。」

很快，我們離開鬧市，進入鬱鬱蔥蔥的大山。山路崎嶇難行，沿途行人稀少。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鹿窟約有兩百戶人家，一千四百多人。山上耕地少，以種植包種茶或蕃薯為主，絕大多數村民是礦工。從清末到戰後半個多世紀，這裡是有名的茶葉產地，種茶人家相對富裕，在鹿窟事件中成為特務和士兵敲詐的對象。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軍隊上山抓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日部隊撤離，數百名特務和士兵住在山上民宅中，居民被迫供應其食宿，苦不堪言。特務和官兵們則視為山居度假，樂不可支。經過這番折騰，鹿窟地區的茶葉產業就衰敗了。

為什麼國民黨當局要對這個偏遠的小村莊下毒手呢？據安全局等機構的資料顯示：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中國本土的國共內戰已到決勝關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伺機內應。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選定鹿窟為「北區武裝基地」，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九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中共企圖將鹿窟基地建成「台灣的井岡山」，在中共攻台時裡應外合。

然而，鹿窟並不是「台灣的井岡山」。所謂「武裝基地」，只是徒有虛名而已。鹿窟基地的武器不多且性能不佳，國軍繳獲的武器，除了少許土製彈藥外，只有一支槍，甚至不能擊發子彈。隊員多為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且軍事訓練不足，大部分人連什麽是共產黨都弄不清楚。此前有傳言說「鹿窟菜廟前每天升降五星旗」，但實際情況是：鹿窟的「五星紅旗」是人們自己畫的，谷正文指揮大軍掃蕩搜出紅旗後，譏笑說「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

鹿窟事件紀念碑設在路邊的一個轉角處，並不十分顯眼，若非多次到此的洪維健大聲喊停車，稍不留心車就開過去了。

其平臺倚山而建，其碑體爲曲折凹陷的白色不銹鋼板，宛如一把過度使用之後變形的鋼刀，卻猙獰地伸向湛藍的天空。紀念碑的設計說明指出，這是「象徵著舊事件本身的橫遭扭曲，隱隱透露當年屈打成招，含冤莫白」。鋼板下方基座是一刀刀在堅硬的混凝土地面上敲鑿刻出，象徵受難者所承受的無邊無際的痛苦。

在盛夏熾熱的陽光下，我揮汗如雨地閱讀鹿窟事件紀念碑之碑文：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政局動盪不安，厲行威權統治，肅殺氣氛瀰漫全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淩晨，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援的武裝基地成員之村民，至三月三日為止。其間因案波及， 於二月二十六日至瑞芳圍捕，三月二十六日又至石碇玉桂嶺抓人。前後近四個月，牽連者二百多人。經判決死刑者三十五人，有期徒刑者百人，是一九五零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史稱鹿窟事件。

 

鹿窟村民被捕之後，多移送鹿窟菜廟（今光明寺）。未經對覽查證，即以刑求逼供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詞，加以定罪，造成無數冤獄折磨，以致家破人亡，傷痛欲絕。

 

今日立碑，除追悼冤魂，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躝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成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臺北縣政府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碑文簡潔洗練，勾勒出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是，與大部分紀念白色恐怖歷史的碑文一樣，該碑文並未點出加害者的名字及責任。碑文譴責「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卻少了關鍵的主語——究竟是誰「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罪魁禍首就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具體實施者是彭孟緝、蔣經國、谷正文及爲其驅使的軍警、特務系統。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鹿窟案正在快馬加鞭地炮製過程中，整個村莊籠罩在血雨腥風中，那天晚上蔣介石約胡適共進晚餐，談了兩個小時。胡適那時大概並不知道鹿窟案，但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台灣今日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胡適日記中提及的三人，正是鹿窟冤案的炮製者。沒有言論自由的下一步，也就是沒有法治、人權和人身保護。

從菜廟到光明寺：「台灣新語」的實踐

沿著紀念碑再往上前行，數分鐘即可抵達光明寺大門。洪維健告知，國民政府派軍隊掃蕩鹿窟村之後，特意改稱光明村至今，取其大放光明之意。而昔日囚禁、刑求村民的「菜廟」，也改稱光明寺。

這種用改名掩蓋歷史真相的辦法，是中華儒家以及共產黨和國民黨都熱衷的把戲，比起希特勒將希迪澤村「從地球上抹去」的「一根筋」的想法來，似乎更為高明。共產黨將南蒙古改稱「內蒙古」，暗示只有這一部分蒙古是「內在」於中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而蒙古共和國則是「外蒙古」，當年中國承認其獨立，並非「分裂國家」的賣國行徑。因此，習近平可以在中共十九大上臉不紅、心不跳地宣佈「不容許一塊國土分裂」。然而，在我看來，比「分裂國土」更加惡劣的行徑，乃是言語、精神的分裂乃至對立。

國民黨亦不甘落後。蔣介石改日治時代的「草山」爲「陽明山」，以避免人們產生其敗退台灣、「落草為寇」之「惡意聯想」。「草山」本為樸素簡約之名，形象地描述出山頂「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場美景；而「陽明山」之名來自蔣介石崇拜的明朝大儒王陽明，體現出蔣介石濃得化不開的儒家專制思想，對台灣人而言，更具文化殖民主義之意涵。

而國民黨將鹿窟村改名爲光明村，將菜廟改名爲光明廟，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國民黨自以為給台灣民眾帶來光明世界，其實它才是黑暗使者，給台灣帶來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國民黨定義的光明與黑暗，跟台灣民眾定義的光明與黑暗，恰好是顛倒的。由光明寺這個欲蓋彌彰的名字，我聯想到另一個名字——紅蓮寺。暴君雍正所青睞的紅蓮寺，與獨裁者蔣介石賜名的光明寺，倒是一對「孿生兄弟」。喬治·歐威爾在小說《一九八四》中揭露，獨裁者爲了對民眾實行洗腦，發明瞭一套歪曲現實世界的「新語」系統，比如用和平來掩蓋戰爭、用自由來掩蓋奴役，國民黨將菜廟改名為光明寺，就是「台灣新語」之實踐。

我們從山門進入光明寺，倒頗有「曲徑通幽處」的感覺。首先看到一個周圍樹影橫斜的池塘，洪維健說，當年在此做田野調查時，有老人告知，鹿窟之名來自於這個池塘，有鹿到池塘邊上喝水，村子便以鹿窟爲名。本來這裡是一處充滿詩情畫意的世外桃源，卻因為共產黨地下黨和國民黨軍警先後到來，讓此處淪為血肉橫飛、哀哭切齒的人間地獄。

原來的大殿已經頽敗，重修的廟宇位置稍往後挪移。洪維健告誡說，要小心狗，且廟宇的管理人員對非信徒來訪並不歡迎。果然，犬吠之聲此起彼伏，出來了一位鄉土氣的中年婦人，詢問我們來意，看到我們手上有照相機，眼神中充滿警惕。洪維健笑稱，我們只是一般遊客，隨便走走，不會拍照。對方這才點頭而去。我們繞到一旁，洪維健告知原來的廂房現在是一塊空地，而昔日的廂房正是關押囚徒之地。他又指出當時軍方安置電線、發電機等設施的地方。小小寺廟，軍警密佈，想到當年的場景，不禁心驚肉跳。

當年的菜廟，因其為鹿窟村的信仰中心和最大的公共建築，成為軍警的指揮所，以及拘押和審訊無辜村民之處。十二月二十九日一早，摸黑出門的農夫、礦工們，一個個莫名其妙地先在路上被捕，然後被送往菜廟。村民分別被關在幾個廂房中，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當時是冬天，山上的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正殿不時傳來哀嚎，很容易讓人精神崩潰。有人從菜廟被釋放後，回家便上吊自殺，一些受難者多年後接受訪問時，回憶這段經歷仍心有餘悸。

更為惡劣的是，負責此案的特務頭子谷正文公器私用，將若干未被判刑、只是抓到保密局接受「感化」的當事人當成家奴使用。當時還是小學五年級學生的陳久雄，就成了穀家隨喚隨到的「小奴才」。陳久雄控訴說，不只是他被谷正文奴役，好幾個鹿窟小孩和婦女，也要在穀家作雜役，包括煮飯、燒菜、養狗、養雞、養魚、養蜜蜂。陳久雄經常幫谷正文「載狗」到長安西路，給買主、收錢。陳久雄並未經過正式判決，就被關了將近八年，長到十八歲才偷偷逃離谷正文的住宅。谷正文公然延續奴隸制，其上級蔣經國偏偏視而不見，或許這就是主子對走狗的獎賞。

哪個是人，哪個是獸？

參觀完光明寺之後，洪維健突然說：「或許今天可以去探訪鹿窟事件當事人之一李石城老先生。」他說，李老先生居住在山下的村子裡，打電話未打通，不妨直接上門看看李老先生是否在家。

此前，我已讀過李石城撰寫的《鹿窟風雲》一書，能見到親歷者，當然求之不得。我們驅車下山，在一條蕭瑟的小街道旁邊停好車，來到一扇低矮的小門前。來開門的，果然是李石城老先生。

在簡陋的小客廳內坐定，老先生告知，他剛剛動過一個手術，正在康復之中。雖是大病初愈，卻精神矍鑠，還自豪地説：「今年八十三嵗了，前段時間到醫院檢查骨密度，醫生說我的數據跟四、五十嵗的人一樣好。」

李老先生説，他曾經聽也是鹿窟事件受難者、被判刑十二年的姐夫蘇金英說過，「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遇難的經過。蘇金英親手將被逃亡途中被山上的毒蛇咬死的呂赫若埋葬在景美溪的水邊。呂若赫之死，或許正當其時，否則鹿窟案發，他必定被捕、被刑求、被虐殺。與其被同爲人類的獨裁者所殺，還不如被毒蛇咬死——蘇俄詩人阿赫瑪托娃在長詩《安魂曲》中哀嘆，在那個肅殺的時代，她已經分不清楚「哪個是人，哪個是獸」了，或許，人比獸更惡毒。

李老先生向我們描述了當年在菜廟遭受酷刑的經過：谷正文比佛祖大，一下子把聖域變成絕境，將大廳變成活地獄，讓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狗官叫打手把我綁在長板椅上，腰綑得很緊，胸部也綁，大腿綁得最緊，然後把後腳跟用一枝板子撐起來，足跟下面再墊一塊木板，人被綑九十度度曲角已很難受了，再將腳後跟墊起來，每墊幾分，不但腳筋快要斷裂的感覺，背部筋也抽得很痛，那種痛像萬蛇啃咬，全身無處不痛，尿都滲得褲襠濕濕的，這種又酸又痛的狀況持續，正是叫天天不理、叫地地不應，真是無法再忍耐下去了。」

鹿窟事件的悲劇在於，國民黨將若干無辜村民屈打成招爲「共產黨」，也就是說，以反共爲「核心價值」的國民黨，自己製造出大量共產黨。李老先生說，當時大多數村民並不知道外來的共產黨人士的背景，村民們相信他們是逃難才上山的，「聽大人說，他們都參加過二二八」。村民稱這些人為「匿山仔」，意思是「躲到山裡來的人」。只有少數鹿窟村民因對國民黨不滿而加入「組織」，但大多數被捕受難的，都是無知村民，包括老幼婦孺。

不過，談及台灣的未來，李老先生卻反對台獨，寄希望於「一國兩制」。或許，早年的左派思想薰陶，讓他對「祖國」抱有一廂情願的想像。他沒有史明那樣親赴「解放區」、看到光明之下的黑暗的經歷，也就不可能達到史明那樣與共產中國絶裂的精神高度。我尊重卻不贊同他的觀點。一時之間，卻也不便與之辯論。

李老先生在獄中有機會管理圖書，並向前輩獄友學習文化，其回憶錄流暢生動，讓人讀來歷歷在目。李老先生也擁有驚人的記憶力。洪維健介紹説，他父親在一九五二年移監綠島，先後在島上待了將近十二年，跟後來送到綠島的鹿窟受害人必然認識。因此，他經過爬梳張炎憲老師的口述史，追蹤判決檔案，乃至個別查訪，追出二十九人名單。後來，聯繫上另外一位研究者陳思婷小姐，找到二十一個有照片的受害人、十九個沒有照片的受害人。他把這個詳細名單稱之為「鹿窟在綠島」，再把名單轉請李石城老先生過目。老先生竟然說，這四十個人，幾乎百分之九十五，他都知道或者認識。於是，洪維健趕緊找老先生做訪談，請他逐一敘述每個受害人的生平、家世、受害經過。這份史料，對將來更加深入研究鹿窟事件，絕對非常有幫助。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監察院舉辦鹿窟事件村民見面會。目前仍健在的受害村民中，最年輕者為鹿窟村長陳啟旺之女陳政子，當年只有十二歲，現在已高齡七十七歲，最高齡的村民陳皆得更已逾九十三歲。受難者和家屬相聚在監察院，憶及沈痛往事，盼能平反歷史，落實轉型正義，不要再重蹈覆轍。人們期望，在今天的鹿窟，除了鹿窟事件紀念碑，還能有一個鹿窟事件紀念館，記載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讓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來到這裡，就像回家一樣。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