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回應梁文傑議員日前所發表的：【當印尼都能超越台灣，台獨還有和吸引力？】一文
 

其實國民黨過去在面對台灣內度的台獨認同風潮，便已經一再對台灣人民強調應該重視經濟發展，而不是重視國家認同。
 

然而在民進黨議員口中說出這句話，其實就說明這套論述已經深植入腦，但偏偏可能在先前這樣的論述對黨內是所謂不敢說的話，所以他才會在發表後，在其臉書上指出：「我講的是真話，即使會被撻伐」，以及其他同黨同志部分所在其留言下方說「這是事實，可惜不中聽」等等對話。

梁文傑說的不是事實

本文將要指出的是，雖然這是他與部分同黨同志心中的真話，但卻不是事實，將透過舉證與反例證明民主跟行政效率對經濟與台獨的影響並沒有互斥。

經濟開發與民主運動與獨立運動發展會產生衝突的說法，其實就是指二個隱含前提：

1.批判在追求主權上，台灣的發展經濟如果同時追求獨立，會有戰爭或其他不穩定的風險，所以追求台獨就會衝擊經濟。

2.批判在追求民主上，如果一個社會太民主了，會失去行政效率，因為溝通成本高，所以發展經濟會受到衝擊。

然而這二個前提，尤其是民主會阻礙行政效率，進一步會影響經濟，但針對這樣的議題，在2013年的時候，TED就曾邀請到麻省理工經濟學教授黃亞生來透過他的研究成果，透過世界上的案例，證明民主制度不會妨礙經濟發展。

專制國家行政效率不比民主國家好
 

首先黃亞生教授指出，從案例上，看不出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因為在行政效率上比較好，因此發展經濟特別好，他特別指出，許多人喜歡舉中國跟印度做例子，但是卻忽略了南韓就是成功了，北韓則失敗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失敗了，菲律賓失敗了，緬甸失敗了，蘇聯也瓦解了。
 

他的研究更指出，主要原因就在於行政效率強調的是對公共建設，然而公共建設並不必然引領經濟發展，真正引領中國經濟向上發展的，是勞動力與幅員廣闊的資源與市場。
 

他說道，說中國的發展沒有民主而印度是民主發展的說法是錯的，民主的定義包含個人政治權利與產權的保護，因此中國也不能用簡單的一黨獨裁來論證他相較於印度不民主。

反而從中國的改革開放措施來看，中國在基層農村引入選舉與財政改革，以及在保護企業財產上，已經強化了現代民主國家的面向，所以好的勞動力與保護私有財產的民主改革，正是中國成長加速的原因。

搾取式經濟導致國家失敗
 

再來，【國家為何會失敗】這本書也提到，廣納式的民主政治跟經濟體制，才是讓國家永續向上發展的體制，而失敗的國家往往都是因為榨取式的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
 

所以民主並不阻礙經濟，行政效率也不跟經濟發展掛上等號。
 

其實這道理很簡單，因為一個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而偏偏越是強調行政效率的體制往往會越容易在輕率的決策中產生更多的錯誤政策與貪污，反而政策在民主的參與層度越高，會減少錯誤的決策與貪污，並讓人們更願為這體制賣命與創新發展。
 

我想這時也許有人會想問到，並不是完全反對民主，但是開發確實並不能讓人人都滿足，如果說廣納式民主無上限，面對無法達成的100%同意就無法開發權，那怎可能不阻礙經濟開發或其中有無上綱的喊價呢？
 

對於這個問題，民主體制有必須兼具不可牴觸的底線才能發揮功效，也就是不能以為了要求整體發展而犧牲個人，而要強調在保障個人的情況下談論發展，在這樣的前提去檢視施政，才不會落入這樣的謬誤。

案例不同　假設錯誤
 

所以我們應該針對這樣的概念，回過頭來檢視現今土地徵收開發與開發案的衝突是否有觸犯了這樣的底線，而從所舉例的14.15號公園到大埔到南鐵到果菜市場等案，其實都應該視為不同的案例。

尤其14、15號公園後來的結果對台北市而言，也可能九牛一毛的小，該案也不應用來舉證為開發與民主底線的兩難，對所有黨外的社運參與者而言，這案子更像是一個謎題，因為明明講好了先建後拆，明明當地居民沒有說不開發，為何後來背棄談好的條件，反而先迫遷呢？

所以舉這個案例，反而比較像是懸案，至今為止，社運人跟被迫遷與研究此案的大眾幾乎不明白，為何其實這些過程中，居民也沒獅子大開口，國民黨團也願意為爭取更好的補償金，但陳水扁前總統市長卻還是要先迫遷。

不能放棄承擔民主與人權的運作成本

但就我的經驗，從大埔到果菜市場案，我認為障礙都是預算成本與議會政治角力的考量，當果菜市場要求更好的安置條件，也不是反開發的說法後，其實就有許多市政工作人員認為這就是要錢，而一旦認定對方是要錢，他們就會怕無限上綱，所以就阻斷了更廣泛的談判空間。

從大埔到果菜市場案，所有障礙都是預算成本與議會政治角力的考量。（翻攝自高雄果菜市場土地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臉書）

此外，因為市議會提出預算，怎樣花費，都會被在野黨拿來說嘴，因此即使拿出高額的預算編列提供給被迫遷戶，一來會排擠其他預算而導致其他部門與其利益相關的議員不滿，在野黨也可以用【綁樁】【圖利】的理由去杯葛。


總總因素，所以導致明明該案開發利益遠大過於安置費用，卻難以做出更好的安置談判。
 

然而，我們可以理解不讓民眾單方面喊價的原因，也了解市政運作政治考量下的障礙，但問題在於，我們可以為了追求開發利益與這些種種理由，放棄承擔民主與人權的運作成本嗎？
 

我認為不可以，原因在於，黨內能夠勝利，其實是一路推動民主運動強化在體制下的保障的成果，台灣人民在這25年間，因體會到開放式民主與個人國家主權與土地正義的保障的重要性，才會漸漸放棄國民黨。
 

所以果菜市場的案件，不該案如14.15號公園當初一樣，在居民提出的並非反遷移與反開發，而是要求合理的安置下，放棄用協調而轉強用強制力。
 

但如果真的就協調無法百分百滿意怎辦？因此，我有些具體意見，透過在這一週內，將我個人遊訪拜會到，收集到了兩方不同的意見，在此一併整理提出。

切勿走入不同黨派的政治鬥爭

首先，對高市府與民進黨黨部而言，因為柯劭臻律師的粗言重話而引起強烈的反感，我呼籲冷靜，希望花媽與黨部同志誤把這樣的情緒進一步放大成否定自救會與聲援運動者，律師面對直接的衝突，情緒發展鄒向強硬難免，但主體仍在自救會身上，同時，真正弱勢的是多數這些被迫遷戶，而不是只談自救會會長一人，自救會整體從頭到尾的主張，只是要一個正式的公開協調會，所以切勿走入不同黨派的政治鬥爭的考量當中。
 

我想，大家均也要明白，站在市府的角度而言，確實認為補償救濟成本已經一路提高，而且也有針有房無地跟原有土地權狀者與原民族路店面經營者給予不同的補償，他們認為各自給予的合理，而補償費用不應該計算到現有的土地價值中，因為其中也包含了建立滯洪池果菜市場的自償率跟過去40年該地方未給付的該地居住的地價稅上，這部分也應該請自救會理解市府的難處。

（翻攝自高雄果菜市場土地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臉書）

所以綜合而言，市府一面認為翻案有困難，補償也合理，而另一面自救會撇開律師與市府引起的情緒爭議，對最大的協調會爭議也僅在於，自救會認為過去40年9次的協調會是有正式市長參與並且發出公文的會議紀錄，與當前高雄市府所認定的居民自組去市府的6次陳情與3次市府到該地的家訪認定的雙方不同。
 

那麼是否就在這樣的基礎下，市府拿出前面認為已有的9次的個別不同自救會成員所做的協調方案，跟整體自救會，加上社會局與社工學者的主持見證下，開個公開的協調會來做定案呢？

以社工角度，提供完善的安置方案
 

細分來說，既然不用讓住戶單方面開口要求，也不是由市府的條件強迫自救會接受，而是加入了社會局與社會工作學者，以社工專業的角度，提供完善的安置方案，這樣即使自救會仍有不同意見，但在廣納式的參與與專家對每個安置做為細節的解釋下，我認為也可以做到讓自救會【不滿意但可接受】的雙贏結果。
 

也許成本還未必比原本的市府提出的條件還高，但是至少每個安置環節能夠讓當事人安心，明白所有的未來困境，如老年失能，無子依靠的這些原住戶，能夠怎樣活安心下去。
 

這便是我想提供給黨內參考的具體建議，我認為當台灣走入人權社會，透過長期民主運動，以及國際間已經證明民主不會阻礙經濟，反而廣納式的參與有助於在地認同，在地發展的方案。
 

最後，回過頭來談原本二個衝擊的第一個議題，也就是台獨到底會不會阻礙經濟？

梁文傑講真話　卻不是事實

我認為肯定會，就如我很敬佩的前輩林濁水，同時也可算是梁文傑議員的師傅，就曾提出不少理論，包括四個象限，解構經濟民族主義，談論穩健台獨的重要性。
 

然而在這穩健台獨的理論下，台獨所衝擊的經濟，跟台獨需要經濟支柱，卻是不同的，這也是為何我要強調，梁文傑議員講的是真話，而不是事實。
 

雖然當追求某個理想而導致財富受到衝擊，那麼該理想當然可能相對於經濟的吸引力下降。
 

但當台灣人漸漸發現，台灣唯有建國才能讓整體國際參與與經濟發展走向正常化，其後發展的長遠利益才能讓未來子子孫孫享受，那麼這樣的吸引力就提升了，因此我可以諒解許多人滿足了自己的經濟，因此就會更怕追求台獨風險。
 

而為了台灣國家長遠的發展，總有人在意的是台灣如何成為一個在國際上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不是為了自己而已，更是為了自己的後代，正因為財富經濟的滿足無法保證在每個人身上，但一個國家正常的發展可以保障所有的國民，所以才會有人願意追求台獨的風險，只為了台灣長期發展。
 

結論：

行政效率跟民主，以及台獨經濟條件的說法，其實均不是對立互斥的命題，許多國際案例與學者均有研究文獻可指出廣納式的民主反而對發展與國家認同更有利。

均強調應是重視找對方法讓民主體制更加健全，才是一個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長遠之道。
 

我們可以嘗試透過廣納式的做法，促成更好的行政成績，在此誠懇的希望高雄市政府長官們與各位民進黨前輩，能夠願意給予自救會一個機會，召開一次公開的協調會，我相信只要開啟這一步，絕對是解決問題的重大契機。

※作者為社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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