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到蔣經國當選總統後，對媒體的控制迄未放鬆，但臺灣當時整體的局勢，民主、開放已箭在弦上，勢所必行，民間的民主運動幾乎遍地烽火，所謂的「黨外」浪潮已勢不可擋，民營報紙除了聯合、中時兩大報外，高雄的「臺灣時報」、臺中的「臺灣日報」，言論均偏向「黨外」，即使言論空間狹小，對於「黨外」人物的活動、主張，以及民間對他們的支持，仍不吝於刊載，甚至偶有大篇幅的報導。

這個兩大兩小的報紙，在民主的浪潮中，均興起前往海外（其實就是美國）辦報的念頭，其動機當然不是為了營利，而是著眼於利用這塊自由的土地闡揚民主、自由的理念。

在美國，能看懂中文報紙的僑民（包括臺僑、港僑、老僑，大陸雖於1978年改革開放，但能出國赴美的人數寥寥可數）總數最多100萬人，這麼少數的讀者群，不可能讓一家有規模的中文報業自給自足，何況當時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明報都有美國航空版，當地的老僑及港僑均依賴這兩份中文報作為精神食糧。臺灣的中文報業到美國闖天下，主要的讀者群則是臺灣在美的僑民，他們希望「人自故鄉來，能知故鄉事」，但仍不足以支持一份有水準的報紙的生存。

此外，美國幅員廣大，華人雖大部分居住於東、西兩岸，但中西部、南方諸州，臺僑亦復不少，如何將報紙送達讀者手中，便是一大難題，何況廣告量有限，價格、規模與臺灣有天壤之別。因此，臺灣報業到美國創報的目的，旨在脫離臺灣的約束，將島內不能報導的新聞，不容發表的論述，以及放眼世局的前瞻性，在此地盡情發揮，冀望這些訊息與觀點能藉著臺、美間各類旅客頻繁的進出，帶進島內，有人稱之曰：「外銷轉內銷」，十分傳神。

大咖來了

其實1976年2月，臺灣的聯合報已在紐約及舊金山兩地創刊了「世界日報」，幾乎已囊括在美的臺僑讀者，但世界日報的立場與國內聯合報幾乎無所差別，仍然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從事報導與論述。聯合報在美辦報的目的，其一是想獨佔這塊臺僑人口最多的橋頭堡，不容其他報紙入侵；其二應係獲得國民黨暗中支援，因此財務不致有很大的虧損，所謂「支援」，包括國營事業的廣告，以較高的價格作為變相補貼等。

第二個進入美國的報紙，是吳基福先生主持的「臺灣時報」，1980年11月在舊金山創刊，訂名「遠東時報」，由我擔任創刊時的總編輯，其政治立場偏向黨外，81年轟動一時的陳文成命案，遠東時報的深入報導與追蹤分析最為詳盡，國內報紙引用遠時的新聞也最多。

而國民黨於1975年強制收購的臺灣日報，則是第三個進入美國的報紙。「臺日」老闆傅朝樞傳說賣了一億八千萬元，加上變賣個人的土地、房產，大約值一千萬美元以上，獲得當局恩准全部結匯，匯往美國與香港。1980年，他先在香港創刊「中報」及「中報月刊」；1982再於紐約創辦「美國中報」，我也是首任總編輯。他的辦報立場，表面上支持島內的黨外民主運動，卻暗地與中共眉來眼去，甚至拿了中共的大筆補貼（曾任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於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但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被矇在鼓裡。

接著，大咖來了！臺灣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不甘落後。余紀忠先生帶著大批人馬浩浩蕩蕩地開進紐約，1982年9月1日正式創刊了「美洲中國時報」，總部設於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各設分部，首任總編輯是許世兆先生。這份海外的中文報紙出手不凡，不僅從臺北帶來一流的編輯與記者，也帶來數十名排版工人，以及鑄字機與銅模，其規模完全比照臺北總社，首日即出版八大張，印刷精美，編排出色，內容取材除了臺灣新聞外，美國當地與華人有關的新聞均有詳盡報導。

另外，還有堅強的國際新聞組（黃肇松先生負責），擷取當地英文報刊的精華，使無法深入閱讀英文報的華人獲得最新、最快的國際資訊。這些資訊一部分也發回國內，充實臺北中國時報的篇幅，至於副刊、藝文資訊以及部分不具時間性的國內新聞，則於臺北總社成立一個「臺北供應組」（由南方朔先生負責），由總社編好製成膠版後，交由華航班機飛運紐約，時差雖有兩天左右，但副刊較無時間性，並無大礙。

你贊成民族主義還是民主主義

我於1983年3月出任「美洲中時」總編輯，許世兆先生則升任社長。這份報紙在美國大放異彩，好評泉湧，主要是人才濟濟，可說是各路菁英盡聚於此，可惜好景不常，1984年11月11日便宣告停刊，僅僅風光了2年2個月。其間曲折高潮迭起，總的來說，就是臺北的政治黑手伸進了紐約。

我進入美洲中時，其實是個「偶然」中的「偶然」。1982年，美洲中時決定在紐約創刊之前，余紀忠先生透過其老部屬林馨琴小姐約我在皇后區一家餐館餐敘。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見面，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你贊成民族主義，還是民主主義？」我大吃一驚，見面尚未寒暄，竟然提出這麼敏感的問題來考我。

我思索了半分鐘，答曰：「我贊成民主政治遠超過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是不理性的，而民主必須奠基於法律的基礎上，是個極為理性的制度，一個崇尚民族主義的國家，必然會發展成為專制獨裁的體制，也許可以富強一時，長期而言，人民必然會墮入痛苦的深淵。」他聽後猶豫了一會兒，然後堅定地說：「我贊同你的看法。」稍後他問我：「可否到美洲中國時報幫忙？」我答曰：「我正在中報任職，而且與傅朝樞先生簽有合約，怎能中途離開？」他說：「很好，以後如有機會或有某種變遷，你一定要與我聯絡。」飯罷各散，此事也就告一段落。

83年初，我與中報因政治理念的差異而離職（以後再詳述），但也不便厚顏到中時謀職。那時美洲中時已正式出版好幾個月，水準極佳，似乎也不缺像我這樣的人才。未料我離開中報的消息竟然傳開，又是林馨琴從舊金山打電話來，表示余先生不日自臺北飛至紐約，住在凱悅飯店，約我一見，可能要請我擔任總編輯，我嚇了一跳，他們人事均已排定，怎麼可能中途換將？

我準時前往晉見余先生，他果然要求我出任總編。我誠懇地告訴他：「我與中時素無淵源，所有班底，我無一識者，這般陌生的人際關係，如何領導？再說余先生本身的理念與想法，我亦一無所知，方向如何拿捏，也是問題。況余先生長期在臺，如遇大事，如何聯絡、請教？」我隨後提議可否先擔任副總半年，俟人事與作業均能進入狀況後再作考量？他未作肯定答覆，只說周三下午三點半再到飯店，他將宣佈人事部署。

 任命我為總編輯

當天我準時赴會，已有多位中時高層在座，我在樓梯口遇見許世兆先生，他在高雄臺灣時報及舊金山遠東時報均是我的長官。他見到我從電梯出來，第一句話就是「恭喜！你要擔任總編輯了。」我說：「我不知道，沒有那麼快吧！」他冷笑了一聲：「少裝腔作勢了。」接著，狀似不快地乘電梯下樓去了。

我進入余先生（上圖：圖片取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房間，他立即宣佈，任命我為總編輯，不容我有任何推諉的機會，我突然間就職，極為惶恐，正如我所料，該報人才薈萃，均為一時之選，各方菁英幾乎可與紐約時報一較高下。這些菁英份子在「停報」返臺後，均有傑出表現，如黃肇松曾任時報總編輯及社長，杜念中擔任蘋果日報社長，胡鴻仁任中華日報董事長，卜大中為蘋果日報總主筆，周陽山、陳一新均為聲名卓著的教授，可說是「族繁不及備載」。我的角色只能「無為而治」，因為每位成員均有自己的卓見與表現，如何統合成為有系統的新聞方向，實是困難所在。

我曾與余先生討論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值得驕傲的現象，雖然有些不符新聞原則的作法，但在美國的華文讀者圈中，無人不豎起大姆指，盛讚美洲中時的高水準。尤其我們對當地華文執業老大哥「世界日報」造成很大的壓力。他們在美辦報比我們早了六年半，但其報紙內容與評論幾乎沒有脫開臺灣的模式，而美洲中時，除了臺灣本地新聞由國內供應外，我們的自由氣息、寫作的水準、標題的出奇制勝、論述的別具風格、社論的大膽敢言，在華文報業史上，必然有它的地位與影響力。可惜臺灣的國家圖書館未收藏海外的報紙，我正透過關係到紐約市立總館查閱，希望找到短短兩年的相關資料。

美洲中時這種旋風式的衝擊，勢必引起國內政界的側目，但余先生從未把國內的壓力帶到紐約，他只偶然談到結匯時遭遇的一些刁難。那時外匯管制甚嚴，任何一筆錢匯往國外，都要經過有關單位的層層批准。美洲中時在財務上當然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有賴於國內中時的補助，余先生雖身為中常委，但美洲中時的言論既不為當道所喜，故在結匯時給予各種無形的阻擾，開始每半年結匯一次，後來改為三個月一次，及至最後更改為每月一次。

結匯時，需先獲得國民黨文工會的許可，再經過新聞局批准，才能持公文到臺灣銀行結匯。國民黨採用這種手段，余先生當然心知肚明，但他為了安定軍心，從未透露一絲訊息給紐約同仁，薪水按時發放，其他開支亦從未欠款，他為此辛苦與奔走，可想而知。

全力經營美洲中時如何

余先生在國內素與政戰系統有心結，據說政戰系統曾推薦一位人員到中時擔任總主筆，其目的盡在不言中，但被余先生竣拒，其結果不言可喻。蔣經國晚年，王昇崛起，從77年中壢事件後，李煥下台，民間就笑稱「李換王升」，79年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黨政軍一把抓，中國時報的言論與方向，他當然不會放過，如今加上海外辦報，非予以重創不可。

余先生從外匯的刁難已經明顯感到莫大的壓力，記得83年的某一天，余先生電召我到舊金山與他會面，他安排我住宿灣區機場附近的凱悅飯店。他早餐後即來飯店，與我談報社的編務方向，下午午睡後再來一次，次日亦然，晚間他邀我前往他在灣區的自宅用餐。我進入客廳時，看見他背著雙手在客廳中繞室徘徊，一語不發。我在旁靜候達十分鐘左右，他才命我坐下。

他的第一句話：「你看我把臺北中國時報停掉，全力經營美洲中時如何？」我大吃一驚，幾乎說不出話來。我想，他在臺北受到的政治壓力，已經讓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的答覆很簡單，「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是臺北中國時報，而不是美洲中時，你關掉臺北中時，雖然會造成社會的震撼，但反而讓他們獲得初步的勝利。美洲中時也許得到美國臺灣僑民的鼓掌與讚賞，但它對國內政壇產生不了撼動性的影響，也無力促成美國政府對臺灣政局的任何干預。」

我說完，他安靜了一會，吃飯後，我即離去。事後我曾聽說，余先生自臺來美，「劉少康」得到訊息後，曾派人阻止他登機，幸遲了兩個小時，飛機已起飛。如此事是真，余先生的繞室不安，以及暫時不敢返臺，竟暗藏著這麼大的政治陰謀。後來余先生鼓起勇氣返臺，不久王昇失勢，外貶巴拉圭大使，等於是放逐海外，終於解除了余先生莫大的政治壓力。

但政治就是鬥爭，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自由主義是孤單的，雖然贏得社會大眾的鼓掌、喝采，但保守勢力仍然盯住你，要抓住你的小辮子。

比共匪還惡毒

美國雷根總統於1981年上任，預備於84年競選連任。他的第一任任內，口碑甚佳，對臺政策也十分友善，但他年事過高，競選第二任時，美國的輿論界認為他過度保守，勸他最好放棄連任，甚至紐約時報前駐華府特派員亦撰寫專文力主雷根不必尋求連任。美洲中時的社論很少論述美國的政務，多數重點在於關注國內政情、臺美關係以及兩岸政治角力的發展等。某日因為雷根參選連任是熱門話題，於是主筆之一孫慶餘先生寫了一篇勸雷根放棄競選第二任總統的社論。這種論述在美國司空見慣，根本是稀鬆平常的小事，何況中文報紙對美國政情不具有任何影響力，怎麼可能引起漣漪？

怪中之怪的是，我國僑民有批極右的團體支持雷根，因為他對臺灣比較友好。這批右派份子看到美洲中時居然以社論反對雷根連任，認為大逆不道，一狀告到華府代表處，當時的代表為錢復，錢先生也認為中時不應對雷根連任表示反對意見，即刻將社論與僑社意見電傳外交部，再轉呈蔣經國，聽說蔣經國聽後（他的眼睛因糖尿病已不能閱讀）大怒，拍桌大罵：「這個做法是離間中（臺）美關係，比共匪還惡毒。」此一反應當然也傳到余先生那裡，他立刻求見蔣氏希望解釋，但蔣拒見，余先生覺得事態嚴重，立即飛往紐約。抵紐當天下午三點左右，在飯店召見我，因我那時已不任總編輯而專任總主筆工作，他責問我之後，立即解除我的職務，命令我下午六時前整理一切離開報社。我只能黯然接受，以求報社度過此一政治危機。

接任我總編輯工作的是周天瑞先生，他是一位有經驗、有衝勁的新聞人，他繼任後，不論內容或版面規劃上，都有傑出的表現。不料此時發生江南（劉宜良）被臺灣特務刺殺案，此一突發事件震驚中、美、臺三地，就新聞人而言，當然要追根究柢，將盤根錯節的案情揭開其神秘的面紗，尤其在美國這個自由的土地上，更是一個優秀新聞人得以發揮所長的機會。

「政治謀殺」　何錯之有

這當然是華文報紙的頭條新聞，周天瑞在標題中質疑這是一椿「政治謀殺案」，有什麼錯誤？未料竟引起國內軒然大波。因為江南曾撰寫「蔣經國傳」，在海外發行，語多貶抑，以一介在美經商的平民竟遭殂殺，除政治因素外，其他可能性不高，加之各項消息傳來，均聚焦於「蔣經國傳」的問題上，後來美國情報單位截聽海外電話，也證實江南被殺乃臺灣的軍情單位唆使黑道執行，如此的案情稱之曰：「政治謀殺」，何錯之有？

既然事涉蔣經國，對余紀忠的壓力便從各方湧來，幸案情不斷發展，美國的揭密毫未掩飾，蔣經國亦於此時宣佈蔣家人絕無繼承權位的可能，使余先生多少鬆了一口氣。（有關江南案，我將於下文中詳述）

未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奧運在美國舉行，中國大陸選手屢獲金牌，臺灣各報刻意淡化，但海外僑胞無不為此興奮、喝采，美洲中時既為海外華文報紙，豈可裝聾作啞？天瑞兄自然據實報導，字裡行間語多頌讚，消息傳至國內，因有人認為，這是「為匪宣傳」。這個罪狀甚至超過江南案的「政治謀殺」。余先生四面受敵，加之結匯之刁難，每月均需親自赴文工會求情，對一位「中常委」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因此他決定關閉美洲中國時報，以求喘息。

當他宣佈此一消息時，非僅社內（包括臺灣中時）同仁黯然落淚，美國僑界及國內的自由派學者與政治人物亦掩面歎息，認為臺灣的民主政治進程竟於最佳時機倒退百步。當時惟一欣喜雀躍者，竟是紐約的「世界日報」，他們忽然失去競爭壓力，不論廣告與發行均無後顧之憂。世界日報從創刊迄今逾50年，仍屹立無恙，首應感謝美洲中時的「關門大吉」。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