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臺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這北段與南段改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有銀行、書店、文房四寶、茶莊，一派優雅文氣。而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是集吃喝玩樂於一處的天堂，林立著銀樓、布莊、服飾、南北百貨與餐廳。

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兩處合併稱為「臺北銀座」，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日治時期的一九一一年，臺北連續兩年經歷颱風、水災，據說當時有三千多間街屋倒塌，總督府因此聘請建築師野村一郎規畫，改造臺北銀座市區，於次年開始整建成紅磚巴洛克的連棟風格，本町通道路寬九．三公尺，並設計寬三．三公尺的騎樓，以利人車分流。

日本人依所擬定的臺北都市計畫，於一九一四年完成城牆拆除，並重新規畫道路，於是從各地搭火車來到臺北的人，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一九一五年，總督府為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而成立的「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重慶南路上的門市大樓開張，為「市區改正」的指標案例之一。

同年，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新高堂」落成，是一棟位於重慶南路、衡陽路口三層樓高的仿巴洛克式紅磚建築，從一家兼賣文具的小書店，搖身變成明信片上的臺北地標。它是戰前臺北的書店龍頭，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獨攬了日本內地圖書、雜誌、地圖的經銷權，更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販售，一九二○年代更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

日治時期書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今漢中街、長沙街一段附近)一帶，根據《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一書描述，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如東陽堂、鹿子島、岐阜屋、日臺堂等，此外，臺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杉田書店等，加上後期大型書店興起於本町通，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

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也創造了書街的人流。自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員接收臺灣之後，重慶南路的書店開始由國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並由賣日文書改為賣中文書。

當時「臺灣書籍株式會社」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接收後，改組成「臺灣書店」。「新高堂」則由當時的臺北市長游彌堅結合臺灣和中國人士成立「東方出版社」接手。另有一家日治時代的「太陽號書店」(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則由「商務印書館」所取代，這家上海來的分店進駐後，很多上海人紛紛接續投資、經營書店，造就了上海幫掌控臺灣文化出版事業的勢力。

上海本來就是國際商埠，養成當地商人靈敏的嗅覺、獨到的眼光、快狠準的手腳，加上具有足夠財力，他們來臺後，很快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購置房產，尤其是最靠近總督府與臺灣銀行的T字兩條街：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一帶。看準重慶南路上的往來人潮和書報攤商機，他們在此開出一家家書店，成為書街的先鋒；而與重慶南路垂直的衡陽路，更因上海人進駐開銀樓、百貨店，被稱為小上海商圈。

我的老闆薛頌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上海幫生意人。他們原本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上海淪陷之前，當機立斷結束事業，扶老攜幼，全家十來口渡海到臺北。變賣攜帶的大量黃金後，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的三層樓房，並登記「國華書店」為事業基地，由薛頌留當董事長，弟弟薛瑜擔任經理。

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我有幸躬逢其盛，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共榮。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在一九五六年，因業務擴大，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以出版、銷售綜合圖書為主，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取名這個名字，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

記得那時書店裡最暢銷的書，是臺大黃大受教授的《世界史大綱》、《中國史大綱》、《中國通史》等。另有《大學入學指導》，當年大學的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一、二，這本書是年年考生的必備手冊，可見其熱銷的情況。為了節省成本，除了特別的技術性書籍，皆為三十二開本，紙張都是未漂白的再生紙。

早年經營出版業或開書店算「文化事業」，營業登記的申請與審核條件雖然並不嚴苛，但一般人都覺得這是「讀書人」的事業，或許也因儒家評論士、農、工、商的關係，大家對「士」有一種莫名的崇敬，難免敬而遠之。二戰後，臺灣人剛剛脫離殖民身分，當時百業蕭條、民生凋敝，生活求溫飽都難，根本談不上文化建設。直到國府接收臺灣，隨之而來的上海商賈進駐了最靠近政治中心(總統府)的重慶南路，獨占了日本人遺留的、少有人知道的「金礦」營生。

隨著臺灣政局、經濟逐漸穩定，社會大眾渴求知識的極端反應，讓政府放寬了出版業的法規限制。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出版業從很保守、封閉到突然大躍進，很多書店的資深夥計離職自設門戶，分食這塊大餅。

當時的暢銷書，文學作品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鹿橋的《未央歌》、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和《異域》、王鼎鈞的《開放的人生》、龍應台的《野火集》、夏元瑜的《老生常談》、三毛的《撒哈拉沙漠》、趙寧的《旅美散記》、白先勇的《臺北人》，以及瓊瑤的愛情小說(分前期在文化圖書公司的百餘種，與後期在皇冠出版的百餘種)，還有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倪匡的推理小說，都是當年銷售驚人、一印再印的「印鈔書」。

至於最受歡迎的翻譯書，有《咆哮山莊》、《簡愛》、《西線無戰事》、《小婦人》、《飄》、《基度山恩仇記》、《孤雛淚》；舊俄作家的小說更是風行，如《戰爭與和平》、《齊瓦哥醫生》、《父與子》等。最長銷的古典書則是《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聊齋誌異》、《七俠五義》、《封神榜》等。

另外，一般民眾熱衷於英語學習，英文文法書和英漢字典也是暢銷的保證。文法書首推柯旗化的《新英文法》；字典有二十多個版本，如大陸書店的《大陸簡明英漢辭典》、東華書局的《牛津英漢辭典》、附有錄音帶的《英語六百句》，銷售量至少有十幾萬套。還有遠東圖書公司梁實秋的《遠東英漢辭典》(大、中、小版本)。

書街上，除一樓店面，二樓以上還有很多書店、出版社。內行的讀者大多知道去哪裡找他們需要的書籍：比如早期兒童書集中在東方出版社，後期則有兒童書店；古典文學如《三國演義》、《紅樓夢》就到文化圖書；較專業的書籍就到大中國圖書；語文卡帶到統一文化；考試圖書有千華出版、五南出版；參考書有南一、翰林；中醫有啟業、瑞成出版；西醫到和記出版；命理到集文、瑞成出版；音樂到大陸書店，美術到藝術家出版；法律到三民、五南，這兩家當時都出版《六法全書》，每年有更新校訂版，暢銷又長銷；建築則是找茂榮、詹氏出版；電腦書有儒林、天龍；機械電子找全華出版；至於武術及其他雜類則到五洲出版。

其實店面賣書只是經營項目之一，自製的出版品才是開源主流，無論是學生的課外讀物、輔助教材，還是文學、科學、史地、哲學等，都採用翻印或改寫的方式，以慢慢取代大陸進口的書籍。可見重慶南路的上海幫，當時不但是進口書籍的總代理，更掌握了臺灣人思想的動向。早期重慶南路上的書店幾乎都兼營批發生意，因此，既是門市又是盤商，還做出版。一九四○年代以進口或翻印大陸書為主；一九五○年代則肩負政策性使命，以闡揚三民主義為任務；一九六○年代因應社會對知識的渴求，大量翻譯西書和古書；進入一九七○年代，隨著國民教育水準提升，出版成為新興行業，進入全新的領域，印刷業也跟著突飛猛進。

「書街」除了毗鄰綿延的門市，每一家店門口還有書報攤 ，他們在騎樓的廊柱由上而下，四面拉起繩索，掛滿了書報，地面再用木板搭成圍繞柱子的擺設「平臺」(類似地攤)。所以，不熟門路的行人若沒有注意看招牌，路過這個區域時就會墜入五里霧，眼花撩亂了。

最早，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生活困頓的他們占地為王，搶到一根廊柱，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往來人潮多，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

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書報攤像撒豆成兵，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衡陽路、博愛路、成都路、峨嵋街、中華路、西寧南路、延平北路、延平南路，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之後，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甚至賣愛國獎券、口香糖等小吃食。

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成為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清晨上架，午後換晚報，當年有《中央日報》、《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聯合報》、《民生報》、《新生報》等；雜誌有週刊、月刊、中文或英文等；年節則賣日曆、月曆、紅包袋等。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創造業績。報刊畢竟利潤微薄，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舊書，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賺頭少，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因此，出書量少、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便與書報攤談寄售(或稱代售)，爭取擺「平臺」的曝光率，折扣自然可以溝通，以建立出版社、書報商、讀者三贏的局面。

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騎著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

當時，書街周遭的書報攤就有兩百多個，盛況比書店更勝一籌，更有多家專做書報攤生意的中盤商，早期有黎明書報社、中期有農學社、後期有日全書報社，後來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訪的通路商。有段時期，連書店門市也必須依靠他們提供暢銷品，厲害者一次可訂下出版社的半數印量去發行，而且不退書。

出版社與書店的結帳，以三個月期票支付，而書報攤可以月結現金，所以到了月底，可以看到騎腳踏車沿街收帳的一人出版社老闆。以打游擊成軍的書報攤突破自由競爭的瓶頸，創造了競爭力的奇蹟。

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明星咖啡館」門口擺設書報攤，比較特別，他沒有賣書報，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這裡是作家、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也因此成為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周夢蝶的書攤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持續二十一年，風雨無阻，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為止。

早期有一些位置夠好的書報攤，只需要銷售幾本刊物，即有豐富的營收與利潤，如《空中英語教室》，當時學英語是全民運動，幾乎人手一冊。國外的英文雜誌如《TIME》、《Newsweek》、《讀者文摘》(中文版、英文版)，以及財經雜誌《財訊》也很拉風，文人劉少唐辦的《傳記文學》更是最受佳評的長銷雜誌。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為了管理，發起路邊書報攤的牌照登記，沒領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該攤位必須撤除。這一政令當然促使攤主與位置重新洗牌，手腳快或有關係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財神。

在黨外抗爭的年代，書報攤更是黨外雜誌流通的祕密基地，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的累積了財富；有的則受牽連，捲入是非而坐牢。

但書報攤所帶動的人潮對書店並沒有關連，據我觀察，書店與書報攤的讀者完全是兩群消費者，需要不同、思維不同，購買行為也有差異。面對門口書報攤的花樣，向來配合政令、正經八百的書店，只能以「不屑與地攤文化互鬥」的心態自我平衡，畢竟書是知識分子的糧食，不是叫賣的物品，買賣該維持基本禮儀，這是當時書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與美德。

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逛書街是精神享受。看到喜愛的書、需要的書，即使口袋空空，無法滿載而歸，也不會沮喪，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總是讓人心情平靜、意氣風發，精神飽滿、踏實，有著無所求的滿足。

在天時、地利、人和下，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讓不少出版社、書店、中盤商、書報攤因書致富。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二○○○年之後，隨網路興起，顛覆了閱讀習慣，也改變了生活節奏。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目前僅剩十來家，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文化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

*本文摘自《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黃開禮
一九三六年生。十六歲時，正逢倉皇遷臺之大陸政商貴冑搶進重慶南路，因緣際會進入上海人經營的書店當學徒。有幸參與並見證重南書街自百廢待舉至百花齊放的美好年代。個人從一無所有，到五十歲擁有門市大樓，至六十七歲結束事業，半生勞苦，因書而貴，與書街半世紀的興衰同步。於是回憶舊時光，將書街榮華歲月化為文字，與讀者同享。
 
心岱
鹿港人。十七歲到臺北求學，即以散文與小說的發表，成為知名作家。目前已出版著作六十多本。一九七四年，她投入人文與自然兩大系列的報導文學，是臺灣為環境保育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呼籲催生的第一代作家。曾蟬聯兩屆時報文學獎首獎。一九九二年，擔任「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二○○八年退休，回歸專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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