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天地泣鬼神，足以形容中國上下近期的情緒。就算官方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為了面子不乏自我安慰的言論，但美國制裁中興所反映的種種現象，誠然難令國內有識之士安心。有關中興事件的來龍去脈，讀者可詳閱黎蝸藤教授《美國制裁中興一劍封喉》一文，說到底就是中國法治意識不足的延伸，對中國國情暸解者，應不會感到意外。但是，法治意識只是表面問題，若再深究，就知中國的窘局遠不只於此。

當韜光養晦被重提

以今次事件主角芯片為例，其實自九十年代起就一直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但到今日仍舊近乎一事無成。按香港的《有線新聞中國組》報導，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達到3200億美元，中國的消費量就超過市場的一半，但生產量卻可憐至不足市場一成。更甚的是，連國內電子行業也不多用國產芯片，反映質素參差之嚴重。自主研製芯片遙遙無期，真是純粹的技術或科技發展體制的問題嗎？

於此，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近是發表題為《中興通訊遭遇美國制裁事件的分析和反思》的研究報告，非常值得參考。內容之敏感，雖已迅速在網絡被禁，筆者以為可視之為一份對中國改革開放是否合格的中期評估書。

該研究報告第三部分「要汲取的教訓和建議」就勸勉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決不走閉關鎖國的老路」，認為「只有加快開放的步伐，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才能一步一步地縮短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這點頗為有意思。就像清華大學前政治系講師吳強最近受訪時指，此其實是婉轉提出中央政府藉改革之名收緊權力的問題，因為這些舉動必然使社會、經濟、政治趨向封閉，無助拉近中國與先進國家的距離。

中國電腦學會在中興事件後舉辦了一場論壇，就有參與者表示自主研發力軟弱乃權威國家限制人才與社會創新能力的結果，可謂異曲同工。假若還有人以為政府或大企業向中國科研界一擲千金就能根治問題，顯然未汲取教訓。

不過，我們還須追問，為何中國在2001年成為世貿（WTO）一員後走不上對外開放的大道上？當然，原因不可能一概而論，但帝國意識的重生應是主軸之一。讓中國入世，本來是國際社會向中國示好的行動（但當然有利益計算），希望這個大國能與世界接軌，但中國卻視為佔便宜且自製另一種國際秩序的「良機」，中國夢也好，「厲害了，我的國」也好，正是這種不識時務的心態寫照。

於此，鄧小平則顯出他的冷靜，不談夢而論現實。一來他非常清楚中國與先進國家的實際距離，二來自己也親歷毛澤東排外主義之苦，才溯生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並定下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反觀習近平，上位後把韜光養晦扔諸腦後，顯然是「距離感」匱乏所致。是以，報告寫明：「需要正視我國目前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正視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堅持韜光養晦，在任何時候切忌浮誇虛榮，急功近利，自欺欺人。」重提韜光養晦，則意味中南海不要以為過往的改革開放做得很成功，並自欺中國已步入一個與鄧小平在世截然不同的新時代，確實一針見血。

人無遠慮自會招至一敗塗地

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有曰：「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視微知著，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好的政治家必能在小事看到禍根，從而盡快著手處理問題的端倪。就此，鄧小平當然不見得很有遠見，頂多是把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亂局稍為收拾。就如美國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和魯樂偉（John Delury）在《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說：

鄧小平救了中國，免於服食毛主義要命的金丹，但留下來的是新集權主義與國營資本主義調製的雞尾酒，令人頭大。

然而，無可否認，鄧小平放棄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除了導入資本主義，更努力與外國重建關係，雖缺乏政治開放而形成一個「四不像」的局勢，但中國在經濟上總算在文革後慢慢恢復過來。可惜的是，他的接班人在經濟發展之外都不思進取，到習近平上台後，更倒行逆施，把政治環境重新收緊，大搞個人崇拜之餘，以為在國際會議上不斷強調「自由開放」就能每次都僥倖過關。可見，中國政府常把「五千年中華文化」掛在嘴邊，卻未能在先賢留下的思想寶庫中學習半點。

改革開放講了四十年，以為成果纍纍，那知只是一家公司遭受制裁，就把整個國家的問題一下子浮上水面，畫面有如清廷在洋務運動自吹自擂三十多年，最後慘被日軍的船炮炸至全國驚醒。今日中國自強夢泡沫再度爆破，走到如此田地，只怪自己毫無自知之明，實在不能把責任盡卸到「外國勢力」身上。不過，國家主席「永續」米已成炊，加上民族主義不斷膨脹，希冀中國承認自己技不如人，理性計算利害而全面開放，比鄧小平走得更遠，真正踏上成為先進國家的起點，會否只是南柯一夢？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