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全球爆發了多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日本也不例外。由於高度經濟成長出現明顯後遺症，日本在60年代末掀起了一股學運風潮，大學生發起了「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當時一共有55所大學遭到封鎖，最後甚至發展成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8日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邀請日本神戶大學講師劉燕子到場，回顧並探討當年鬥爭的成因以及對現今的日本社會帶來了何種影響。

劉燕子認為，日本1960年代的學運不僅是因為排斥二戰後美國在日本駐軍，事實上也收到了中國文革時「造反有理」的影響。

劉燕子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回顧並探討當年鬥爭的成因以及對現今的日本社會帶來了何種影響。（攝影：張凱婷）

1960——日本的學運年代

回顧日本1960年代的學運，就不得不提及第二世界大戰後， 日本與美國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該條約允許美國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軍隊，並且得以「援助」日本政府處理國內暴動。由於當時的條文多偏袒美國，因此引發日本民眾的不滿。

1960年1月19日，美日兩國再修訂新的《安保條約》，導致日本民眾和學生發起大規模抗爭。反對者認為日本政府的主體性消失，擔憂日本再一次被捲入戰爭。然而，新的《安保條約》最終還是在自民黨佔多數席次的情況下，在眾議院強行通過了。

於是，成千上萬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抗議，勞工們也發動了大規模的罷工，人數一度多達五百多萬人。該年6月15日，有超過十萬名的群眾包圍了國會大門，並闖進了國會，與警察展開了激烈的對峙。在這混亂之中，一名東京大學的女學生──樺美智子則不幸因此死亡。

最終犯眾怒的情形下，當時的總理岸信介只好作罷，不得不答應在完成條約修訂後，交出政權。岸信介辭職下台後，許多人便失去了抗議的目標，開始迅速消散。

劉燕子表示，《安保條約》刺激了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而其中，「全學連」（全日本學生自治聯合會總會）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在那之後，日本的學運浪潮開始平息，一直到1968年才再度展開。

（影片為「安田講堂事件」的實錄）

1968年後進入暴力時代的日本學運

儘管如此，劉燕子也表示，1965年以及1966年，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依舊有為了反對調高學費、校方的高壓管理、學校被企業以及政治力染指等事，展開抗爭，但那都僅僅是與學生利益相關的鬥爭。

劉燕子說：「日本學運的和平也就到此為止了。1968年以後，日本學運就進入了暴力時代。」

1967年，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因不滿醫師登記制度取代「研修醫制」，展開無限期罷課後，17名學生因此遭到開除的狀況下，衝突一觸即發。到了1968年6月15日，學生們佔領了東大的權威象徵安田講堂，在各校分別組織了「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然後進行統合，強硬要求和校方「集體談判」。該抗爭遍及全國，光在東京都內就有55所大學遭到封鎖，即「安田講堂事件」。

劉燕子表示，「全共鬥」為了爭奪學運領導權分裂為許多派別，競爭非常激烈，以致於所使用的暴力程度遠超過了其他資本國家正在進行的學運。

對毛派烏托邦的幻想 復活日本左翼思想

1968年的學運之所以形成，主要有幾個原因。劉燕子說，在日本高度經濟的發展下，帶來了許多社會價值的改變。那些接受民族主義教育的學生，心中都產生了一種負疚感，他們普遍認為「我們日本人對美國來說是受害者，但對越南來說則是加害者」。

劉燕子還說，當時日本大學以及研究所的研究資金來自於美國，更讓大學生覺得大學已經成為了體制的幫凶，研究也成了體制的共謀，所以必須解體。

與此同時，日本知識分子與媒體對於中國革命以及毛派烏托邦的幻想，復活了左翼思想。劉燕子引述《共產黨與日本人》所記載的數據表示，文革的12年間，日本國立圖書館所收錄的資料中，有80%至90%都在歌頌「造反有理」，數量之多遠超過了戰爭時期日德同盟下，日本對德國納粹的讚美。

劉燕子說：「中國的『造反有理』激活了日本全共鬥的行動。」

民眾反思暴力運動 日本學運走向低潮

從1969年安田講堂事件以後，日本的學運就陷入了低潮。

1969年，有5位日本赤軍的學生劫持了飛往北韓的飛機，目的是為了到古巴接受軍事訓練後回到日本發展。但是，他們至今仍留在北韓，還被指控參與了北韓綁架日本人事件。1971年，日本赤軍更前往中東，參加巴勒斯坦革命，後來甚至製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

劉燕子說：「種種事件以後，日本新左翼的暴力運動便受到了警方的嚴厲取締。」

為新左翼畫上休止符的，還有1972年所發生的「淺間山莊事件」。當時，日本聯合赤軍襲擊了位於櫪木縣真岡市的軍火店並奪走槍支及彈藥後逃去。為了不被警方追捕，其中5名赤軍成員便逃到淺間山莊挾持人質，過程中還導致了3人死亡。

劉燕子表示，當時日本電視台直播了這起為期10天的槍戰，是有視聽率調查以來，錄得家庭收看率最高的一天。就在人質被救出的一刻，收視率更是接近90%，日本的民眾也開始思考：「難道在革命崇高的口號下，我們就可以使用暴力嗎？」

在這一系列的暴力運動之後，日本的學運幾乎銷聲匿跡了。「全共鬥」究竟在日本社會留下了何種影響呢？劉燕子表示，如今日本民眾對於直接行動、上街遊行非常反感，就因為那些暴力事件給他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創傷和陰影。

主持人傅月庵。（攝影：張凱婷）

「這些運動留下的不僅僅是負面的遺產」

會後主持人傅月庵提問，學運之後，那些參與者如今都在哪了？對此，劉燕子表示淺間山莊事件後，很多學運份子都開始脫離社運，但這不代表日本就失去了公民社會。甚至今天日本公民社會的源流就是學運，例如對消費者權益保障、環保鬥爭、第三世界支持都跟當時的運動源流有很大關係。而現今日本所流行在學校教育以外的「自主學習會」，也都是收到了「全共鬥」的影響。

劉燕子說：「雖然這些運動留下了心理創傷，但也不僅僅是負面的遺產。」

傅月庵接著問道，1968年以後，日本就再也沒有如此龐大的社運了，甚至參與311福島事件反核大遊行的學生也不多，日本年輕人為何沒有力量了呢？

劉燕子表示，日本近年成立的學生組織是非常自制的，他們決定要和上一代的學運切斷關係，也不願意被列為新左翼。她還說，當時的學運對現今影響之大，導致學生不再願意參與直接行動，但他們依舊會在網路上發聲。

劉燕子與主持人傅月庵的對談。（攝影：張凱婷）

組織化的日本 發出不同聲音非常困難

此外，劉燕子也說，日本如今是個非常組織化的社會，而在這個社會上要發出不同的聲音是非常困難的，也許還會受到制裁。日本學生覺得自己能夠改變社會的力量很小，所以只願意關注「我是誰」、「我在哪裡」或是自我否定等問題。

對於傅月庵表示日本的民主是「被美國賜予的」，劉燕子說，日本的民主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他們沒有經過公民社會的抗爭，以及轉型過程中的種種衝擊，導致他們缺乏對現實社會的關注。

劉燕子形容現代的日本小孩是「和平癡呆症」，如同小白兔，所以她也常告訴學生，民主是要經過抗爭的，只有經過抗爭才能知道今天的民主得來有多不容易。

不過，劉燕子認為，這不代表日本社會是死水一灘，只是表達方式更加個性化。她補充，日本如今經濟低迷、低慾望低收入、不婚不育，人口降低使得現今日本缺乏在現實社會中抗爭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