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零和博弈，紅色江山往何處去？這是共產黨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也是中國人以及所有與中國有關聯的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中國陰影下的台灣也不例外。在徐斯儉等人的《習近平的大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限》一書中，一群台灣最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嘗試對這一問題作出獨特的回答。

台灣主流媒體對習近平的認識相當膚淺，或認為習近平因為曾在福建任職而對台灣心存善意，或認為習近平已高度集權乃是「一代天驕」式的超人，台灣要麽曲意奉承，要麽束手就擒。殊不知，中國已然千瘡百孔，習近平早就焦頭爛額。

本書作者認為：「習近平可以說某種程度上非自願地承接了一個棋局，這個棋局同時包含了好幾個相互糾纏的棋盤。習同時在四個棋盤上下棋－政權內部精英政治棋盤、政權與社會關係棋盤，國內外經濟棋盤，國際外交軍事棋盤。」而習近平真正的挑戰是這個政權自身轉型的內在限制，若不是因為這種轉型的限制，這四棋盤都不會對政權構成致命威脅；但是，作為一個後極權政體，中共要能和平地進行民主轉型是非常困難的。

習近平取消憲法關於中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正是看到中國轉型的不可能，以及自己下臺後遭到清算的巨大危險，所以只能讓自己掌權至死，這跟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幽暗心態一模一樣。

本書中的「棋局」是一個比喻，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下棋隱喻著軍事與政治鬥爭。那麽，以習近平的能力，他能同時下贏這四盤「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棋局嗎？有意思的是，中國「棋聖」聶衛平在其自傳《圍棋人生》中回憶到少年時代與習近平的交往。文革期間，習近平、聶衛平、劉衛平三人被稱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在一次紅衛兵武鬥中，他們三人遭到敵對派系的突然襲擊，聶衛平回憶説：

我們正在得意，忽然之間，禮堂的門大開，好幾百人拿著棍子從裡面喊著衝出來，見人就打。我們雖然人比他們多，但沒有準備，也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在他們有組織、有準備的「突然襲擊」下，頓時成了烏合之眾。我們三人轉身就朝鎖車的地方跑，我和習近平動作快，逃了出來，而劉衛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腦震盪。

聶衛平又談到，習近平任國防部長耿飆的秘書時，耿飈與習近平有共同愛好，都喜歡下圍棋。耿飆讓身邊所有工作人員都學下圍棋，認為這能訓練他們的大局觀。耿飆訪日時，中國棋手正在日本參加中日圍棋擂臺賽，在習近平的牽線下，耿飆接見了中國棋手們。耿飆對作為故人之子的習近平頗為器重，常常與這個年輕人對弈。

聶衛平說，習近平很早就「學會了圍棋規則」，但水平一直不高，「當時習近平想學一點快速提高的辦法。不過我沒教他，我怕他水準不行出去給我丟人」。聶衛平還意味深長地説：「後來他走上政治仕途，我以為他就當上省長之類的，想都沒想到像現在這樣成為一國領導人。」可見，在聶衛平心中，習近平這個「發小」的才能與智力都相當平庸：就當官而言，習近平爬到省長的位置上就已經是「小才大用」了，意外地當上國家領導人必定會「庸才誤國」；就下棋而論，習近平一手臭棋，使聶衛平不願收其爲徒。那麽，習近平如果從四盤棋局中一一落敗，他個人的命運、共產黨的命運以及中國的命運將會如何呢？

韌性威權終結　剛性威權登場

在習近平掌權之前，中共當局在某種程度上容忍一定獨立性的公民社會的存在，NGO在中國有過一段美好時光，用美國學者黎安友的話來說就是「韌性威權」。

不過，從胡錦濤時代末期開始，特別是習近平掌權後，中共瘋狂打壓公民社會團體，使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張，「彼此本來可以共生共濟的模糊地帶開始消失，也磨蝕了幫助威權政體存在發展的韌性」。「韌性威權」這個概念的發明人黎安友，因此宣布這個概念不再適用於描述中國的現狀。

人們原本以為，習近平的上位是因為上海幫與團派僵持不下、不得以從圈外選擇一個弱勢接班人。殊不知，習近平的掌權是共產黨出於「自保」的本能反應和必然邏輯。也就是説，六四屠殺之後寡頭治國、韜光養晦、悶聲發財的模式，雖然帶來20多年經濟的快速增長，普通民眾因為分得一點殘羹冷炙，社會大致穩定，至少沒有發生第二次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但是，此種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如果繼續「擊鼓傳花」，敷衍塞責，共產黨的覆亡指日可待。

體制呼籲一名強勢領袖，重新設定遊戲規則，習近平遂脫穎而出，正如本書作者指出的那樣：「習在內政上對社會採取全面壓制、在外部對周邊採取以武力為後盾的擴張性舉措、在經濟上採取具高風險的應對策略，這些作為除了進一步鞏固其權力基礎，又藉由新獲取的權力再強化對內、對外、對經濟的施政。這是一個在「擴權」和「施政突進」之間不斷循環的「強勢施政策略」。」

然而，習近平的強勢或剛性施政策略，究竟是讓共產黨的統治延續更長時間，還是加速共產黨的死亡，人們正拭目以待。就好像一名病入膏肓的癌症病人，偏偏要去跑馬拉松，能讓其強身健體、生龍活虎嗎？像胡錦濤那樣不折騰是等死，像習近平這樣折騰就是找死。

習近平本人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停留在文革時代，身邊也沒有真正通達時務、高瞻遠矚的智囊，其用人的策略是「武大郎開店」，專門選拔矮子。作為本書作者之一的學者董立文如此分析説：「習近平用人與其個人經歷有極大關聯。習接班的過渡期較短，令他在人事布局方面可選擇範圍較窄，而這種用人格局，可能會造成一個封閉的決策系統。」

如果「習派」真的已經取代了上海幫、團派和太子黨，那麽「習派」堪當重任嗎？董立文指出，習派具有三個特點：第一，習派是沒有系統與底盤的雜牌軍；第二，習派成員是習近平個人從各系統與各地方拉拔拼湊而成，各成員間認識不深，缺乏忠誠與信任；第三，習派在目前中共黨內的政治結構中，人數太少，位置偏低、權力不足。

習近平用人，專門用那些社會評價最為負面的的人物，所謂「良心不壞，領袖不愛」。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不必説，被習近平用了之後又棄之如敝屣的中宣部副部長、國信辦主任魯煒，以及在郭文貴爆料中充當重要角色的公安部副部長並升任司法部長的傅正華，無不是「近墨者黑」之流。

2018年4月3日，中共又宣佈庹震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此前庹震任中宣部副部長，更早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在廣東任職期間，庹震自行篡改《南方周末》新年獻詞，深陷新聞審查之醜聞，並引發備受海內外矚目的「南周事件」。然而，此人正是因為整肅自由派的南方報系有功，獲得習近平認可，調任中央宣傳部，繼而被委以《人民日報》總編輯之重任。

從這些人物的任命可以看出，習近平專門以民間輿論為敵，民間輿論痛恨的人物，他立即予以重用，因為這些惡名昭彰的酷吏，缺乏民意支持，上位後只能死心塌地地忠於他個人。

只有「政左經左」　沒有「政左經右」

本書討論習近平的經濟政策的部分，是由盧俊偉和邱俊榮共同執筆的論文《從政左經右到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極限與變革》。文章認為，在戰略層次上，中國政府或政治干預經濟的色彩濃厚；在戰術層次，政府介入或干預市場程度隨時期變化而有所不同——如果説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政治上毫無鬆動，經濟上稍稍偏向自由市場經濟，是爲「政左經右」；那麽，習近平的「新常態」則表現為政府高度介入、干預產業上游部門的生產和資源配置，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命脈領域強化其壟斷地位，是爲「政左經左」。

中國民間改革派公知信奉「政右經左」，即政治上民主自由，經濟上傾向北歐式社會主義和儒家均富傳統。而我所追求的「美好中國」的願景則是「政右經右」，即美國式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是今日全球範圍內最具活力和生機的社會制度。

然而，習近平既不接受「政右經左」，更不採納 「政右經右」，連江胡時期的 「政左經右」都不願繼續維持，雖然其經濟智囊劉鶴、易綱都有留美履歷，多少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但習單單選擇「政左經左」的死胡同，正如本書作者所説：「後極權政體因為意識形態而無法否定自己，當其他正當性來源衰退時又回來向意識形態求救兵，但問題是這時意識形態往往已經過時了，這就是後極權獨有的最大的陷阱與束縛。」

所謂「習近平經濟學」，無非是其故作深奧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但是，一旦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不可能不涉及政治體制問題，習近平又怎麽可能自掘墳墓呢？

對內，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山窮水盡之地步；對外，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從來只享受權益，不承擔義務，其背信棄義已觸犯眾怒。美國總統川普說：「我們不是在跟中國打貿易戰。這場貿易戰好多年前就讓那些愚蠢的、不稱職的人，那些當時代表美國的人輸掉了，所以現在我們有每年5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再加上被盜走的價值3千億美元的智慧財產權。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白宮副新聞發言人琳賽·沃爾特斯說：「中國需要做的是，停止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以及扭曲全球市場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美國重量級參議員、川普的政敵伊莉莎白·沃倫也支持川普對中國的貿易製裁，她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幾十年來方向錯誤，「多年來，美國政府錯誤地以為經濟交往會讓中國更加開放。…我們給自己講了一個一廂情願的故事，結果這故事從來就不符合事實。」

本書作者對於「習政府是否有決心、能力改革結構性政經難題」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而我的回答是全然否定式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豈能二分，只在美國走馬觀花停留過幾個星期的習近平大概不能理解這一常識，但劉鶴和易綱等人不會不知道。知道，卻不説，只能說明他們要裝扮地比習近平更傻。這群傻子和裝傻的人，能把中國領到哪裡去呢？

高壓下台灣的轉機與生機

本書的最後一章名為《對內交代、施壓台灣：習近平全球戰略下的對台政策》。這個題目稍有偏頗：習近平已是無冕之帝，不必對任何人、任何機構有所交代，包括貌似立法機構的全國人大、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以及所謂的「民意」，他都視若無物。古代皇帝對「天」有所敬畏，遇到地震水災就要下「罪己詔」，但習近平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對台灣施壓，惟一的原因是滿足個人野心，如同毛澤東所炫燿的那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本文的兩位作者賴宇恩和黃怡安指出：「台灣面對中國整體國力崛起和強勢外交作為，已經無法獨力地在外交領域和中國進行全面的競爭或對抗。」我同意這一冷靜的分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台灣就要放棄國防、放棄反抗意志、放棄建國運動。

本書主要作者徐斯儉在訪美時，以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的身份表示，台灣年輕人所謂的「天然獨」其實就是「反統一」，而根據調查，若中國武統台灣，有七成的年輕人願意為台灣而戰。這就是「自助者天助」的道理。

這篇論文的兩位作者進而指出：「台灣在思考外交戰略布局時，若能妥善地操作美、中之間的戰略槓桿，有助於降低台灣在安全、經貿與外交上的脆弱度。」我個人無法認同這一觀點。這就像呂秀蓮説的「台灣中立論」，自以為聰明地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玩平衡術。我要追問的是：難道中國和美國都是台灣的敵對國嗎？它們都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有嚴重威脅嗎？當然不是。

惟有中國存著武力征服、奴役台灣的野心；自冷戰以來，美國始終是台灣的保護者——雖然美國自有其國家利益、自有其亞洲戰略、自有其對台灣地位的看法，但就結果而言，確實保護了台灣免受中國侵略。如今，既然台灣單獨對抗中國絕無勝算，就當加入以美日爲首的民主國家聯盟。

如果説以歐巴馬、希拉蕊為首的美國左派一度有「賣台論」，那麽川普政府堪稱30年來最親台、友台的美國行政當局。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黃之瀚在訪問台灣時提及美台關係「三個確定因素」，包括「我們能夠確定台灣的民主制度及其相關發展為整個印太地區樹立典範；我們可以確定美國、台灣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夥伴可以一同合作，加強本區域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我們可以確定美國對台灣人民、他們的安全和民主之承諾無比堅定」。

此外，他也幽默表示，「美國所要找的理想夥伴條件，台灣無一欠缺。民主體制、市場經濟，共同的價值與利益，台灣全都符合」，「再加上美食！台灣當然符合」。而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更是推動通過《台灣旅行法》。

推動者之一、共和黨眾議員羅斯-雷提南在推特上說：「臺灣是重要的安全和經濟夥伴，它的自由使我們成為天然盟友。面對中國侵略，我們需要不斷加強美台關係。」她還在臉書上說：「臺灣是美國的堅強盟友，支持自由、民主、新聞自由和法治，與殘酷的中國政權不同。」

在習近平政權的高壓下，台灣反倒迎來絕處逢生的轉機和生機。在馬英九執政期間，兩岸虛假的和平與和諧，讓台灣民眾處於某種被催眠的狀態，很容易死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合謀的「溫水煮青蛙」的毒計；如今，不戴面具、青面獠牙的習近平，讓台灣和國際社會看清了其「殘酷」的本相。大部分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不再猶豫，台灣的獨立建國之路將走得更加穩健和堅定。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