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進黨黨員，現任日本東京都選區的參議院議員村田蓮舫，因為參選黨魁，意外掀起自己雙重國籍的風暴。

在日本人跟台灣人之間，蓮舫很為難。至少，從她的「表態」，顯現她相當為難。

仿若揚棄法律意義上的台灣人身份，就是背棄台灣這個國家。

但問題是，國族認同不會因為國籍的消失便煙消雲散。比如我們都曾在台灣見過許多嚮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籍民眾，即使他們多數尚未或從未擁有中國國籍，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情感始終如此炙熱。

或許你會認為這些人很荒謬。但我同時在想，因蓮舫決定放棄台灣國籍而感到「受傷」的「祖國人民」，試問，此等情感傷口不也同樣令人費解嗎？

如果報導屬實，蓮舫是出生於東京，有個台灣人爸爸與日本人媽媽的台日混血。儘管曾因家族事業關係，童年數度往返台日兩地，但蓮舫受到完整的日本教育養成，自幼稚園至大學都是青山學院系統。

換句話說，儘管她18歲才拿到日本國籍，但事實上，從國家到社會層次，她的日本經驗完全壓過台灣經驗。

站在國家社會層次上來看，蓮舫對日本一定比對台灣熟悉。而如果她深愛台灣，那大概只跟她家族延伸出的生命經驗有關。換句話說，那是她自己在情感上做出的選擇。

台灣作為一個社會或國家，應未與蓮舫有過密集深刻的互動。

然後，現在這位女性在歸化為日本人後，在東京從政，甚至要競選黨魁。面對日本人這個國籍身份，她需要履行的不只是情感上的國家忠誠度，更重要且更務實的是，她必須在法律意義上忠於這個國家。

沒有別的理由，只因為她是為日本納稅人民服務，領日本政府薪水的公務員。

這讓我想起前陣子早大教授陳天璽在新書座談會《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上談到自己的生命經驗時，她談到自己家族因國共內戰流亡至台灣，再因父親赴日深造而舉家遷日。在陳天璽的成長歲月中，台灣在她的生命裡幾乎缺席。她沒有中華民國國籍，也一直到近年才同意歸化日本籍。身為一個長期的無國籍者，她遭遇了無國籍在對個人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嚴重挑戰，但也同時看見了「國籍」本身走不出的侷限。

比如，沒有中國與台灣經驗的她，卻因為父親的堅持而講了一口非常好的中文。她也確信自己在血統上與文化上是一個中國人。而此處的「中國」，在我看來，在國家框架上是較為貼近中華民國。畢竟從陳天璽一家的生命史看來，中華民國留下的身影確實比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的深刻。

然而，陳天璽還是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無論陳天璽或者是蓮舫的經驗都指認出台灣社會的歷史生成與「流亡」或者所謂的「遷徙」存有緊密的關聯。指認一個人與土地的關係或情感連帶，事實上往往與法律上的國籍身份並未有太直接的因果或邏輯關聯。

更別說，與其在這焦慮蓮舫到底要不要放棄國籍，或要不要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不如好好想想在國籍法令上，我們是否對於較蓮舫擁有更多台灣經驗，在台灣社會已安身立命許久的外籍人士保有更加公平的法律設計。

講一句更白的。當人們說國家因你而偉大時，台灣不會因為蓮舫而偉大，但有可能因為那些在台灣日常中努力生活的外籍人士而幸福。

而如果台灣社會只因為蓮舫身上的「台裔」這兩個字便激動不已，那這種血統的本位主義也只是一種返回19世紀民族主義的復古潮流。

在鎮日抗議台灣無法在國際上被承認為一個正常國家之前，我想，台灣應該要給予蓮舫一個基本的尊重。

尊重她想要成為誰的自由，無論是不是台灣人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本文摘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