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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舉自由的世代 其實你並不自由

黃樂祈 2018年05月10日 00:00:00
我們可以否認自己是資本主義的信徒,然而,又無力開闢一個與之相反,既保障人權又繼續過舒適生活的烏托邦。(湯森路透)

我們可以否認自己是資本主義的信徒,然而,又無力開闢一個與之相反,既保障人權又繼續過舒適生活的烏托邦。(湯森路透)

「一步實際的行動,較一打綱領更重要。」(Step actual mov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 dozen programs.)二百年前出生的馬克思這樣說過。這個提醒,在他曾長居的英國卻似乎沒有留下多少足跡。

 

工黨礙於現實難實踐其偏左政策

 

猶記得上年六月保守黨意外輸掉大選,令本來已不樂觀的歐盟談判雪上加霜。未幾,格蘭菲塔公寓大樓(Grenfell Tower)大火又暴露執政黨多年削弱社會福利的問題,加上十月保守黨年度大會多個令梅伊尷尬的場面,國內外都不免懷疑英國首相會否換人。不過,事隔快近一年,梅伊的位子雖未坐得穩,但至少已不像之前如履薄冰。近日當地舉行地方大選,就算先有前內政大臣魯德(Amber Rudd)因涉嫌誤導國會而閃電辭職,後有國民健保署(NHS)爆出乳癌風波,但選舉結果並無大贏家,對執政黨來說確實鬆一口氣。雖被工黨奪取了普利茅斯(Plymouth),但保守黨亦借獨立黨被選民唾棄而取得一些地區的控制權,更重要是守住了倫敦重要的自治市議會。反觀氣勢自上年大選後看似如火如茶的工黨,雖在夢寐以求的倫敦取得哈姆雷特塔(Tower Hamlets)的控制權,惜未能在此大城市於保守黨身上搶到一個半席,難怪全國競選總幹事葛溫(Andrew Gwynne)坦承選舉結果好壞參半。

 

梅伊的位子雖未坐得穩,但至少已不像之前如履薄冰。(湯森路透)

 

民調亦成為兩黨實力的佐證。事實上,工黨自上年大選前夕忽然大幅收窄與保守黨的支持度距離後,始終不能乘勝追擊。一鼓未能作氣,自然陷入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局。執政黨在這年的內、外施政表現不濟,而工黨未能力壓對手,大概源於在國民眼中欠缺「實際的行動」,擔心由其執政也將與當下無大分別。一方面,工黨在上年大選時叫喊廢除大學學費、增加福利固然動聽,但脫歐局勢本就不明朗,如果堅持對富人課「肥貓稅」("fat cat" tax),可能物極必反。另一方面,工黨提倡保障國內工人的福址,但又極力表示脫歐後的英國不能離開單一市場,這就顯得有點精神分裂——表面偏左,內裏右傾。是以,「英國脫歐活像一個小屁孩」絕非只是對執政黨的批評,同時也是對最大在野黨的諷刺,因為觀乎兩黨不斷指責對方的不是,政論卻異常一致,充斥想兼得魚與熊掌的矛盾。

 

當然,這種矛盾明顯是國民心理的縮影。保守黨立場偏右不消說,工黨面對政治現實時也只能極力維護單一市場,甚至有左翼人士還嫌黨魁柯賓態度未夠親歐,正正反映當今資本主義的力量實在太大,大到社會別無選擇。單是倫敦銀行家在脫歐公投後紛紛準備業務轉移的後備方案,就足以讓英國所有政黨焦急不已。雖則工黨在大選時推出的政綱曾換來不少「極左」的評語,但如果真的要全面落實,相信連柯賓也會反對。工黨不是不想有「實際的行動」,但他們清楚明白單一市場的資本體系掌握了國家的命脈,故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資本家橫行之基礎在於我們的默許

 

與新自由主義素來不咬弦的哈維(David Harvey)就觀察到上述對資本家既恨又無奈的矛盾心情。這位著名美國地理學家指出,工人階級所以願意臣服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在於資本一旦形成相對穩定的區域關係,難免使他們有與資本家合作的誘因,以分享箇中的經濟成果。反正大家都戰勝不了資本主義,倒不如投向它的擁抱。借用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的說法,我們的默許(consent)成為了資本主義得以建立的基礎。在資本家的遊說和威脅下,我們在虛無的享樂中放棄了真正的自由。

 

另一個主因是連馬克思生前也想不到,則他的思想繼承人實在太糟。前蘇聯、東歐、亞洲近百年的血淚史,逼使我們寧願接受資本主義的奴役,也不願再次對所謂「解放」有任何想像。鄧小平就是一個好例子,他曾親身嘗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在毛澤東死後就急不及待進行改革開放的工程,開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進路,雙手歡迎理應是仇敵的資本家。這個自願成為走資派的舉動,已預視了資本主義最終在全球大獲全勝。

 

馬克思生前也想不到,則他的思想繼承人實在太糟。(湯森路透)

 

但是,除了默許,我們還能如何?我們可以否認自己是資本主義的信徒,然而,又無力開闢一個與之相反,既保障人權又繼續過舒適生活的烏托邦。譬如,就算星巴克有售賣公平貿易的咖啡,但價格遠較壓榨農民的一杯高,所以多數人也會選擇後者。又,即或你買了前者,企業也會壓榨店員。更進一步,沒有資本主義,連星巴克也未必有。一個沒有星巴克的社會,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是場惡夢。此說明,國民要把社會主導權從資本家與政府結合的政體中奪回,重點在於主流羣眾願意犧牲過去的生活方式與習慣,而糾結則在於我們很難甘心接受這種高風險的改變。

 

看看我們穿的衣服、用的電話,還有手中的一杯咖啡,再問:為何無論誰被選為臺灣或美國的總統,最終總是殊途同歸,得出減稅親商的畫面?如此,就能體會英國人「投誰分別也不大」的無奈。我們與他們一樣,原來都難逃資本家的手掌,根本不敢想像在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其他生活方式,只望在這種規則下得到最大的利益。這是個高舉自由的世代,但不代表我們很自由。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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