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書：

集體領導模式的生命力，說到底還是取決於蘇聯領導人是否願意遵守寡頭共治的特殊「規矩」。我們可以說，除了政治局委員的個人野心，沒有其他因素足以威脅這個治理系統的穩定性。顯而易見，它比獨裁統治好，而且符合布爾什維克傳統，也就是由一位公認的黨領袖與數位擁有相等權力的領導人組成最高決策圈。然而，這個治理系統最終仍遭遇了致命威脅。這裡指的主要是三位大老——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和史達林（此順序不代表三人權力高下）——的個人特質。他們彼此勾心鬥角，難免把其他黨高層也拖下水，撼動、破壞集體領導的運作機制。

托洛茨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粗暴對待，他被孤立、排擠出權力核心。這個現象讓黨內相對「民主」的作風面臨嚴重挑戰。一九二五年一月，托洛茨基遭革除陸海軍部部長一職，徹底失去實權。季諾維耶夫「乘勝追擊」，建議將托洛茨基踢出政治局。形式上，這個提案符合邏輯，畢竟，多虧了「七人組」，托洛茨基在政治局已「無事可做」。與此同時，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多數委員並不想再面對任何後果難料的「改組」。他們堅持「團結為上」。因此，季諾維耶夫此一大力排擠托洛茨基的提案反而為他招來人格低劣、「嗜血」的評價。愛開玩笑的布哈林為此還想出了「格言警句」：「要是在關奧泰羅（譯者註：指莎士比亞劇作《奧泰羅》）的籠子上看見名字『葛里哥里』（作者註：季諾維耶夫的名字）——不要懷疑，你準沒看錯。」

史達林對黨內氛圍十分清楚。他和「七人組」其他人一樣，反對季諾維耶夫的提案。史達林非常小心地下每一步棋，將自己塑造成「團結」和集體領導模式的擁護者。一九二五年二月，他這麼寫給歐爾忠尼齊澤：「我們認為，必須用盡一切手段，無論如何都要讓七人組團結一致。」表面上，「團結」是共同目標，但實際上，黨內鬥爭持續升溫。「七人組」多數派和季諾維耶夫與卡緬涅夫一派，明槍暗箭不斷。幾場鬥爭的發展軌跡顯示，史達林「看不見的手」幾乎從沒閒著。將近一九二五年年底，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另立陣營，向史達林、布哈林、雷科夫和他們的支持者正式提出挑戰。

如前所見，兩派人馬的戰爭起初是圍繞在一些個別議題上，例如：政治局內該由誰、如何設定及解決問題，該怎麼處理托洛茨基……等等。鬥爭目標很清楚，就是取得政治主導權、占領集體領導圈中的制高點。換句話說，這純粹是一場奪權之戰。至於將對抗擴大至「七人組」框架外，對黨領導體系提出更嚴峻的挑戰，則必須有更縝密的規畫、「配套」。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希望得到黨組織骨幹的支持，但也清楚類似「奪取政治局」的口號是行不通的。季諾維耶夫、卡緬涅夫及其支持者因此搬出了比較「體面」的口號：「反右傾」、反「新經濟政策」深化。他們宣稱，「新經濟政策」必定造成「資本主義元素」坐大，其中包括富農階級（kulaks）。這樣的言論出自昔日的「溫和派」代表、極力反「左傾」托洛茨基的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之口，或甚至念在交情支持這兩人反史達林的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雅之口，特別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荒謬。不過，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沒有其他選擇。政治局的主流正是他們所謂的「右傾」政策，不適時地「左傾」一點，勢必無法與之抗衡。此外，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應該也有計畫，把黨內不少排斥「新經濟政策」的活躍分子拉攏至己方陣營。

然而，他們徹底失算了。新「反對派」曾經參與建立、如今則企圖改造的權力體系，強烈受制於政治局。高層決定一切，其裁決再透過蘇聯領導人各自的「人脈」傳送到地方。當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舉行的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針對政治局多數派與史達林展開關鍵性攻勢時，他們只能仰賴列寧格勒代表團的支持。季諾維耶夫是列寧格勒州的黨組織領導人，他親自挑選代表團團員。然而，列寧格勒代表團的支持尚不足以讓少數派得勝。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代表的少數「反對派」被狠狠擊潰。為了確保季諾維耶夫不再乘勢而起，他的對手奪走了他的地盤列寧格勒，並在黨代表大會結束後，即刻派遣一批中央委員會委員到該地。這批人馬確保列寧格勒黨組織將改由史達林陣營的基洛夫領導。我們可藉由分析基洛夫所寫信件對當時的情況有更清楚的了解：

    （…）情勢緊張。我還有很多事得處理，還得更常和人大聲爭吵。（…）

    在這裡，沒有一件事是不需要戰鬥就能做成的。而且，這些戰鬥可不是普通地激烈！我們昨天在「三角」那邊，團隊總共有兩千兩百人（作者註：這裡指的是附屬於橡膠工廠「三角」的黨組織）。一打架起來，那畫面實在難以想像。我從十月革命以來還沒見識過、也從沒想過，黨員聚會可以是這個樣子。有時候，在聚會的幾個角落，黨員痛毆彼此臉部可毫不手軟！

支持季諾維耶夫的列寧格勒黨組織機關和主要骨幹被無情擊潰了。幸好，他們受到的懲罰不過是被大量解職和從城市被發派到偏遠地區工作。不過，列寧格勒的黨內「淨化」行動，就當時的標準而言，實屬殘酷，甚至可說是為接下來得勢派與反對派鬥爭的進一步激化與殘忍化開了大門。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見證了這個轉折。經過了一段相對平和的時期，一九二六年春，政治局多數委員再度面臨新一波來自反對陣營的挑戰，這次「放火」的是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和卡緬涅夫。這樣的組合並非基於任何原則性的考量——不過，其他蘇聯領導人的合縱連橫也不見得多「有原則」——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但他們成功製造出的麻煩卻足以讓政治局多數委員頭痛多時。這個反對陣營吸引了所有心懷不滿之士，而心懷不滿者的人數可不容小覷。與反對派進行紮紮實實的鬥爭需要投注大量時間、心力、心機與高明手腕，甚至必須有人能將相關工作視為日常職務內容的一部分，鞠躬盡瘁在所不惜。史達林在這方面可謂「一時之選」——不僅是職位，更與他的人格特質有關。

雙方陣營的各種政治權謀心計值得另作專文研究，可惜相關學術論著尚未問世。雖然如此，我們仍必須特別關注這場鬥爭所促發、影響深遠的新趨勢。這裡指的是將國安單位作為壓制反對派的工具。這回，蘇聯共產黨內部的反對派也被貼上「敵人」標籤——以往這個標籤多適用於布爾喬亞階級，以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政黨人士。「敵人」標籤在黨內的「普及化」過程雖然是漸次推進，卻十分堅定。現存的歷史文件讓研究者有理由認為，這樣的政策和史達林直接相關；此外，資料也顯示，史達林用此策略不僅見於血洗反對派高峰的一九三○年代中期，而可見於更早的年代。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約七十名來自莫斯科、支持黨內反對派觀點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在莫斯科市郊的別墅區聚會。他們之所以選擇在此聚會，是因為黨內反對派的合法集會活動被當權派禁止，因此必須盡量低調。六月六日當天，季諾維耶夫的支持者、老布爾什維克、時任陸海軍部副部長的拉舍維契在聚會上發言。毫無意外地，聚會者中有個「叛徒」——很有可能是國安單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特別安插的。黨調查委員會介入調查，可惜無論如何努力，委員會就是無法證明黨內反對派領導人與這場莫斯科市郊的聚會有關。不過，史達林並不因此感到困擾。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在休假期間寫了封信給政治局，建議同志利用「拉舍維契案」作為粉粹季諾維耶夫陣營勢力、把季諾維耶夫自政治局拔除的藉口。史達林在信中更開誠布公，闡述了他冷血的細心擘畫，包括如何以意識形態包裝滅敵行動、如何分化反對陣營……等等。史達林的劇本被接受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熱鬧」非常，反對派火力大開，企圖完勝。然而，史達林早已為會議寫好結局。中央委員會做出決議：「反對派在捍衛自己的觀點方面，決定棄合法手段不用，轉而企圖建立規模廣及全蘇聯的非法組織（…）。」十年後，當史達林穩坐權力最高點時，「規模廣及全蘇聯的非法組織」將升級為「規模廣及全蘇聯的反革命恐怖組織」，並成為他處決昔日政敵的好理由。

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諾維耶夫不再是政治局委員。根據史達林的計畫，這個時間點的確只需要把季諾維耶夫一人趕出政治局，因為有分散敵方注意力的效果，有助分化敵方，製造其內部不和，更能展現黨的「客觀中立」作風。數月後，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托洛茨基和卡緬涅夫也被趕出了政治局。然而，反對派可沒因此宣布停戰。他們利用機會發動攻勢、抨擊政治局多數委員及其路線。雙方對彼此的敵意達到高點。被逼到角落的反對派不時企圖「回咬一口」，甚至開展地下的宣傳工作。政治局開始動用臥底滲透進行反擊。一九二七年九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派了一名探子來到一座違反當局禁令、非法印刷反對派宣傳材料的印刷廠。這位探子佯稱自己是前白軍弗蘭格爾將軍軍隊的軍官。反對派因此被控與「反革命組織」有關聯，正謀畫軍事政變。當局的治罪根據幾為捏造。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逮捕了一些人。相關行動皆由史達林統籌。他坐鎮莫斯科，持續為休假中的政治局其他委員更新警察對付反對派的進度。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將季諾維耶夫和托洛茨基自中央委員會開除。過程挺「不好看」。當托洛茨基試圖質問時，回應他的是「天外飛來」的書本和杯子，接下來他就被強硬拖下發言台了。在場人員大聲鼓譟，以不太「體面」的字眼叫囂。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當天，十一月七日，反對派試圖組織自己的集會遊行活動，卻遭到強力驅散。反對派的行動給了當權派發動新一波攻勢的好理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正式同意，反對派應該被瓦解。許多反對派成員因此被捕或被流放，另外一些人則公開宣告投降。最「死硬」的當屬托洛茨基及其最親近的同志，而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哈薩克，過了一段時間則被驅逐出蘇聯國境。絕大多數的反對派成員，包括「死硬」的和「投降」的，在一九三○年代下半都被殺了。托洛茨基則於一九四○年在墨西哥被蘇聯特務暗殺。下令的是史達林。一九二○年代末的政治迫害雖然相對「溫和」，它卻標誌了黨發展路徑的重要轉折，也給黨元老們的心理蒙上一層陰影。俄國革命開始反噬自己的產物了——類似現象早見於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十分熟悉的法國革命。這兩個革命的相似之處此刻反倒讓人頹喪、不安。

※本書作者為莫斯科「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深研究員，專長領域為史達林主義，研究史達林逾二十年。他以新近公開或解密的檔案史料，諸如：史達林私人信件、備忘便條、政治局文件、國安機構資料等為基礎，建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論述。著作尚有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2005）、In Stalin’s Shadow （1995）等。／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