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民粹主義捲土重來，英國脫歐，德國AfD成為國會第三大黨，法國國民陣線的勒朋（Marine Le Pen）險些當選總統，加拿大的Doug Ford正準備挑戰現任總理，義大利五星運動（M5S）成為最多席次的單一政黨，奧地利自由黨（FPÖ）與人民黨（ÖVP）聯合執政，民粹主義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即使最近美中貿易戰，也有人指責川普的做法乃是為了民粹而非貿易赤字，中國的農產品反制也暗示著他們認為川普的行為受到農業州民粹的驅動。張鐵志最近在《上報》介紹了民粹主義在歐洲興起的原因，包括民主的代表危機、經濟衰退、去工業化、失業率上升、外來移民增加與分享社會福利，以及與伊斯蘭教衝突等等。同樣的，當匈牙利政府最近在邊境架起刺網，以催淚瓦斯與水砲車對付難民時，媒體強調經濟蕭條與樽節政策乃是民粹滋生的主因。

歐洲大國已開始向反民粹移動

這些主流的說法雖然有其道理，但是卻也有值得懷疑之處，不僅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與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都在內政上反對民粹，在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時，也展現了歐盟領袖的高度與對多元開放的決心，即使是脫歐的英國，國會也正計劃擺脫梅伊（Theresa May）的政策，試圖將英國留在歐洲關稅聯盟中。在眾人對民粹的憂心達到高峰之際，歐洲大國的政治鐘擺已經開始向著反民粹移動。

這使得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對民粹的認識，例如一般相信經濟蕭條與失業率乃是造成民粹主因。不過美國大蕭條時，右翼民粹主義的支持度並未增加；同時美國鐵鏽區的失業率高漲被視為川普上台的主因，不過更早之前三十年的「去工業化」對民粹主義支持度僅有些微的增加。對歐洲十國的調查也發現，最能夠預測民眾是否支持民粹的因素是意識形態與反移民等，經濟蕭條排名極低，而且對移民不滿的情緒也不是經濟蕭條造成的。對美國的調查則發現，因為貿易競爭而受到損害的工人，並不會從支持歐巴馬轉而支持川普。Brian Rathbun等人的研究發現支持民粹主義想法者低、中、高各種社經階層的人都有，最重要的因素也並非經濟利益受損或是個人財務惡化，而是認為社會某個階層（如工人階級或是中產階級），或甚至整個國家，是否受到損害；民粹主義更像是一種社會集體的認知，而非個人經濟惡化的後果。

這些證據並不意味著應該完全拋棄過去對民粹的認識，畢竟我們對民粹的認識才剛剛開始，但是它們的確提醒我們理解民粹不能僅從空中鳥瞰民粹成因，如鐵鏽區的經濟成長率、失業率、樽節政策、移民政策與民主失能等，也需要從民粹支持者的眼中，自下而上地去理解民粹的成因。同樣重要的是，對民粹的理解不能僅侷限在歐美，在亞洲與拉丁美洲等某些地方，民粹主義的問題有時甚至更為嚴重，例如委內瑞拉至今仍一團糟的經濟與前總統Hugo Chávez的民粹政策有關。此外，阿根廷的前總統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玻利維亞總統Evo Morales菲律賓總統Rodrigo Duterte等，都是著名的民粹領袖。亞洲和拉丁美洲與歐美的民粹主義問題並不完全相同，以歐美民粹的眼鏡有時並不能增加我們對這些地方民粹的理解，例如Hugo Chávez將左翼民粹轉變為威權統治，中國的薄熙來曾經是在專制政權中興起的民粹領袖，台灣的陳水扁與柯文哲等政治人物同樣偏好民粹語言。

最近Marco Garrido 對民粹主義的研究，正提供了這樣一種視野去理解歐美之外的民粹，他研究了菲律賓的窮人為何支持民粹領袖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自下而上直接從第三世界貧民的角度，提供民粹主義支持者的內部關照。我並非菲律賓專家與民粹主義研究者，不過鑑於Garrido的研究對於我們習以為常的民粹主義認知，具有極為重要的意涵，希望能夠介紹不同的民粹形成觀點給國內的讀者。

馬尼拉窮人為何對艾斯特拉達不離不棄

Estrada是菲律賓60-70年代的電影明星，演出不少打擊壞人的英雄角色，雖然一般認為電影的品質不算精良，但是受到當時不少觀眾的喜愛。後來Estrada棄影從政，一路平步青雲從國會議員、副總統到1998年被選為菲律賓總統，登上政治的頂峰。但是Estrada不僅大放厥詞，喜歡用民粹的語言刺激選民挑戰菲律賓傳統的政治人物，而且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不僅少不了酒和女人，而且裙帶關係盛行，後來因為貪污只做了3年就被迫辭職下台，最後更因此鋃鐺入獄。

簡而言之，Estrada簡直符合刻板印象中，第三世界國家貪污腐敗、用人唯親、缺乏文化教養的政客領袖類型，因此毫不意外的，Estrada 成了全民公敵，不僅傳統政黨的政治領袖疏遠他，上層階級的菁英遠離他，中產階級唾棄他，教會討厭他，知識份子更是深惡痛絕，但是最離奇的是，馬尼拉所有的窮人都對他瘋狂愛戴，所以Estrada出獄後參選馬尼拉市長，照樣當選，甚至連他與情婦所生的兒子Joseph Victor Ejercito 都當選參議員。

國際媒體與政治評論者喜歡用傳統的角度，來解釋何以馬尼拉的窮人對Estrada不離不棄，但是Garrido不滿足於這些傳統民粹的解釋，決定親身投入馬尼拉的貧民區進行田野調查，發現多數民粹理論都無法解釋何以窮人支持Estrada。

例如政治評論者常用政策收買來解釋民粹領袖的支持度，但是Estrada 受窮人愛戴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的政策偏袒窮人，相反的，他的政策對窮人極差，只涵括0.0008％ 的菲律賓窮人，他執政時的政策偏袒房地產商人，而不利於都市貧民區的窮人，傳統物質利益的觀點在此無法解釋。

不僅如此，在天主教盛行的菲律賓，Estrada違背天主教教義與菲律賓的傳統道德，沈醉女人與酒精中，還貪贓枉法，但這一切都不妨礙馬尼拉窮人的支持。

另一些政治評論者則喜歡從動員的角度看待民粹政治，許多地方與政治團體作為政治中介者（political brokers），提供了民眾與政治人物的連結，這些政治連帶提供了政治人物動員民眾的管道，也提供雙方溝通的管道與利益的交換，因此要解釋政治人物的支持，不能僅從「空氣票」去理解，更重要的是「組織票」。

這種政治網路觀點基本上屬於侍從政治（clientelism），政治人物用特權與利益交換樁腳與組織的支持，再進一步擴散至一般民眾。但是這種觀點也無法解釋Estrada的當選，因為當時Estrada繼任總統Gloria Arroyo夫人在當地支持市長候選人的政治網路比Estrada更為堅實綿密，所提供的利益交換也遠非剛出獄的Estrada所可比擬。

還有些政治評論者則認為馬尼拉窮人受到Estrada過去螢幕英雄形象的影響而支持他，不過這種說法也沒能獲得支持。因為Estrada是60-70年代的電影英雄，他從政已經40年了，貧民區選民的平均年齡不過30歲，九成的選民根本沒看過他的電影。

最後，當然最普遍的說法就是Estrada本人的民粹作風正好能投馬尼拉貧民區之所好，例如他的競選口號是「窮人的Estrada」（Erap for the poor），他非常擅長民粹語言，無論是英語或是菲律賓語，將自己的吃喝嫖賭包裝成放浪不羈的真實性格，口不擇言反而更顯其誠懇不欺，不若其他政治人物般虛偽，也更能跳脫政黨束縛，直指民眾所需。這種解釋雖然十分普遍，但是它無法告訴我們，為什麼另外的候選人，在貧民區採取同樣的民粹語言與策略，而且並不吃喝嫖賭，卻無法獲得支持？

艾斯特拉達肯定窮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

那麼Estrada成為民粹領袖的秘密究竟是什麼？Garrido發現有三點原因：

一、Estrada受窮人愛戴，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行為，關鍵在於他與支持者的「關係」，用韋伯的話來說，魅力型領袖在於被支持者認可，這種認可來自領袖某種超凡的能力或行為，支持者不僅認可，而且會互相感染，彼此強化的結果，彷彿有種強制力量促使支持者認同。

馬尼拉的窮人雖然受的教育有限，不過他們有自己一套對選舉的看法，長久以來，來自貧民區的生活經驗告訴他們，他們不僅理解自身在國家政策與社會上受到歧視，甚至已經因此形成預期，準備好被歧視；而且長久以來的選舉經驗也令窮人理解，他們終究是被選舉制度利用的一群人，他們也因此形成被選舉制度利用的預期，知道這一切都是場戲，選舉過後很快被遺忘。菲律賓的選舉專家們以民調與各種組織動員他們，以為各種利益的宣傳口號能夠打動他們，事實上是他們早已經知道選舉時候政治人物就會到民貧民區演戲並許下承諾，他們明知這不過是一場熱鬧的戲，但是他們早已形成被利用、被遺忘的預期，所以也就一如預期的參與這場選舉大戲，有時甚至照民調公司所預期的希望回答問題，反正他們早已習慣繁華過後的冷清，對選舉後的無人問津也習以為常，反正是戲，何不快快樂樂一起和政治人物共演一把？

這正是Estrada與其他政治人物不同之處，關鍵不在Estrada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這些政治人物都一樣，而是在菲律賓貧民區的社會脈絡下，Estrada的行為與語言代表什麼意義？馬尼拉窮人並不只看行為或語言，他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些行為在當地脈絡下代表Estrada對窮人的真誠與尊重，同樣是走進貧民區，與窮人擁抱、演講、許下承諾，對這些窮人而言，只有Estrada和他們共食談話時，才真正顯示對他們的尊重，同樣的行為，其他的政治人物無法獲得相同的信任。

韋伯認為魅力型領袖不僅獲得認可，還需要有支持者眼中超凡的表現，對馬尼拉貧民而言，Estrada 克服窮人對於自身被歧視、被遺忘的期望，給予他們救贖的力量，Estrada 肯定窮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儘管他用詞粗魯，但是卻被視為真誠的表現，並不是為了利用他們而來，也絕不歧視他們，這種超越社會常規的禁忌令他獲得貧民的認可。

二、雖然所有的政治人物來到貧民區有特定的行為與語言，但是貧民有他們自己判斷政治人的方法，而不只是聽其言、觀其行，言行只是整體觀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窮人希望從中辨別出行為的一致性與策略性的差異。

窮人並不因為缺乏教育就被動地相信所有政治人物的語言，在比較過後，他們並不將Estrada 的言行視為政治策略，他們透過彼此互動、討論，來觀察Estrada 的言行是否可信，而可信的標準在於言行的長期一致性，也就是說，民粹不是一場演講或是一個表演就能達成的，只有當這些民粹的「策略」被窮人視為長期一致性的表現，他們才會衷心予以支持。

三、民粹領袖的魅力必須超越個別支持而獲得集體認同，並不是某個政治人物來到貧民區某戶人家，傾聽他們的困難後，政治人物運用特權直接跨越官僚組織予以解決，再透過媒體大幅報導，就能獲得貧民的支持，這種英雄式的侍從主義無法轉化為集體認同。

所謂對Estrada 真誠的集體認可並不是說他被一群貧民認可，而是說這種認可成為當地的社會現象，有其客觀性、持續性與擴散力。這種支持與其說是在每一個支持者的腦袋中，不如說是在集體的氛圍中（not in the heads but in the air）。貧民區的建築與市區中上階級的建築不同，室內狹小且缺乏特定功能（如打水、沐浴、如廁、乘涼、遊戲等），使得窮人必須上街彼此頻繁地見面交談，這與城市中多數居民回家後便大門深鎖與鄰居鮮少往來有很大的差異，窮人在街上的各個地方進行社交，彼此交換意見與核實對候選人的資訊，長久的互動形成對候選人言行的長期觀察與集體判斷，這種長久的判斷產生錨定認知的效果，使得Estrada的真誠更為可信，新資訊如果與集體認知不同，就會被重新詮釋成為可以放進原先的框架中，或是因為矛盾而被視為不可信，不同的意見通常會在社交場合中被壓抑，形成一種集體的認同。

從人性的角度重新檢視民粹理論

貧民區的這種人際關係形成一個獨特的貧民區網路，提供了政治機會，Estrada便利用這種政治機會，長久以來以直在這些人際網路上下功夫，並培養了一群堅定的支持者，認為Estrada 真誠的想法，就是在各種社會互動的場合中，透過人際關係感染並擴散的。

透過馬尼拉貧民區對Estrada的支持，使得我們見到歐美民粹主義之外的另一面，豐富了我們對於民粹主義平面的理解，而得以由貧民支持者的眼中看見不同的民粹面貌。當多數的政治人物與選舉專家「將心比心」，以為窮人如同中上階級一樣，對選舉所帶來的利益斤斤計較時，卻不知窮人的心卻不在此。當政治評論者與大眾以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看待人間，認為窮人因為貧困，尚處於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的階段，而只有中上階層因為已經滿足低層次的追求，所以會更進一步追求較高層次的社交、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需求時，殊不知對選舉的物質利益錙銖必較的其實是中上階層人士，而那些貧民區的窮人儘管連低層次的需求都有問題，但是他們在選舉時所真正看重的卻是較高層次的尊重需求，Estrada選舉的例子不僅顯示我們對民粹不夠瞭解，連對人性的理解都可能是錯誤的。只有從人性的角度重新檢視民粹理論，我們對民粹政治的理解才有可能突破人云亦云的盲點，進入真正民粹政治領域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