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二十年來一直在第一線爭取中國法治的賀衛方來說，這是一段平靜而煩悶的時期。他可能是中國最著名的法學教授，同時在很多方面，他也是中國最不受歡迎的人。

他在大學的講座曾經人山人海，如今這些學校已經不能再邀請他。經常刊登他的專欄文章並視他為先驅的報紙不能提到他。由於受不了審查的騷擾，他基本上已經放棄了在中國的互聯網上發聲的嘗試。他在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的帳號已停用，但仍有近190萬粉絲。

「現在我連在學術刊物發表論文都變的很困難，」在他已任教23年的北京大學附近一家書店的咖啡廳裡，賀衛方有些困惑地搖著頭說。「這五年是特別，特別壓抑的。」

賀衛方屬於中國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之一。這個群體發現，他們在一場政治風暴中被迫縮成了一團。在強硬的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後，中國突然把矛頭轉向宣導政治多元化和在法律上限制中共權力的人。

習近平重申中共廣泛的控制權。3月，立法機構取消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為不容挑戰的統治鋪平了道路。賀衛方說，就連他都對修憲的大膽感到震驚。

「我沒想到他們會那麼著急，那麼快，」他在提到修憲時說。修憲的內容包括擴大一個反腐機構的規模，該機構可不受法院和律師的約束直接拘押官員。「國家原來的威司法制度的權威被大大的弱化。」

賀衛方的一些朋友以及至少一名學生因政治和法律主張遭到監禁，一些學者開始選擇沉默或移居國外。曾經與他志同道合的學者，現在也開始稱讚習近平的威權作風。在全球範圍內掀起的一股嚮往威權主義的潮流，為賀在國內的批評者助長了聲勢。

但57歲的賀衛方表示，生活已教會他用長遠的眼光看待國家的政治發展。他的職業生涯反映了過去四十年中國自由主義改革者的曲折道路，從上世紀80年代的樂觀，到出現逆轉，以及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加速雪崩。

「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最近的發展給了一個很大驚覺，就是說要做事情都不會那麼容易的，」他說。

儘管在中國新聞媒體中遭到封殺，他在學生和律師中仍有很高聲望。他依舊被允許在北京大學教授外國法律史和比較法。他說，北京大學比中國的其他許多大學更能容忍特立獨行者。

他在接受本文採訪時，一名學生在耐心地等待與他握手。在另一次採訪中，一家法律出版社的編輯們像對待老朋友那樣歡迎他。

「他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有許多追隨者，但現在當然受到了壓制，」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法學學者艾華(Eva Pils)說。她研究中國人權律師，與賀衛方相識有15年了。「但我認為，他是在更長遠的歷史軌跡中看待自己，認為自己是不計後果、仗義直言的中國學者之一。」

中國自由主義的異見傳統，在上世紀70年代末突然從暗處走了出來，當時中國剛從毛澤東統治末年的動盪中恢復，對賀衛方來說，那個時代留給他的傷痕很深。

他出生在中國東部的山東省，父親賀傳佑是一名醫生，曾在軍隊裡工作過。賀衛方教授稱，他的父親被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規模迫害之中，1970年，切斷腿部動脈自殺。

十年前，極具野心的政治人士薄熙來開始在中國西南城市重慶復興毛澤東時代的歌曲和言論，激起了賀衛方對往事的回憶。2011年，賀衛方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譴責薄熙來的「紅色復興」。次年，薄熙來因一樁醜聞倒臺，這令賀衛方感到振奮。但他表示，對毛澤東時代的危險的懷舊情緒依然存在。

「我小時候，家門前的一堵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指責我父親是反動派，」他在一次採訪時說，「我意識到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一個悲劇不能容許它再出現。」

1978年，在中共的改革派領導人鄧小平重啟激烈的大學入學考試之後，賀衛方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寶貴機會。他本打算學習中國文學，成為一名記者或作家。沒想到，他被派往重慶學習法律。

18歲的賀衛方在那裡受到了鄧小平自由化改革理念的影響，當時法治和民主問責思想開始流傳。「那是一個樂觀的時代，」他說。「當時感覺中國社會是在慢慢融化了。」

賀衛方開始對法治等西方思想如何在中世紀興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前往北京繼續學習法律史。當時的人們更容易想像共產黨會演變成一種更開放的政府形式。他於1984年加入共產黨，至今仍是黨員。

賀衛方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歡迎。」曾是賀衛方學生的滕彪說。（圖片由紐時中文網提供）

「當時，你沒覺得自己必須在党和民主之間做出選擇，因為党的領導人似乎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他說，「當時，党和知識份子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但在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鄧小平等領導人開始收縮政治寬鬆政策，學生和自由派學者要求更快地進行改革。1989年，學生抗議者佔領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賀衛方也加入了喧鬧的人群。

但在那一年的6月4日，一位朋友猛敲他的宿舍門，說士兵進城了。賀衛方說，他在自己所在學院的地上看到了五具倒在血泊中的屍體。

對中國的許多知識份子來說，接下來的這些年是重新思考的時刻。徹底改變中國的一黨制似乎遙不可及。賀衛方等法學專家開始討論如何在有限的範圍內鼓勵進步，特別是通過促進司法獨立，傳播法律權利的思想。

「我們假設是我們可以不去碰政治體制其他的重大的方面改革，」他說，「這裡還是可以進行推動的，因為它是不那麼意識形態化。」

上世紀90年代，賀衛方成了這種法律思想在中國最響亮的支持者之一。2003年，他支持了一場成功的運動，呼籲禁止拘留和驅逐被認為無權住進城市的移民，運動的領導者包括賀衛方的兩名學生。這個案例成為中國人利用法律促進政治變革的一座希望的里程碑。

「當時，在傳播自由主義思想沒有其他法律學者的作用比他的還重要，」曾是賀衛方學生的運動領導者滕彪在他現居的新澤西州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的演講，全國各地的演講——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歡迎的。」

但即使在習近平上臺之前，這種法律行動主義的突然崛起也曾引起中共領導人的擔憂。2006年，賀衛方在北京的一次內部會議上發表了直率的言論，譴責共產黨不受法律約束。他的評論洩露到互聯網上，引來了斥責和官方壓力。

自2012年習近平執政以來，賀衛方和其他不願低頭的知識份子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但他表示，他準備等待，直到他可以再次在中國巡迴演講。

去年年底和朋友聚餐時，他背誦了《我們都是木頭人》，這是一位北京作家的詩，他說這首詩濃縮了時代精神。

「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講話不許笑，還有一個不許動，」賀衛方朗誦道。「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作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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