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與愛國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譯者長年關注俄國社會，也有一定的新聞工作經驗，定期往返台俄。根據譯者的觀察，在俄羅斯，許多人與其說是認同史達林的國家管理發展模式，不如說是「強國情結」作祟，或對「愛國」的想像有限，或受「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道德觀影響，或只是習慣性、出於動物本能地跟著當權者的音樂起舞，甚至參與一場大家心知肚明是假戲，卻得努力擺出「真做」臉孔的政治演出。

與此同時，他們往往不會把自己擺在活該被犧牲的「小我」位置，也假定建設強盛國家的方法有限，更不細究「強國」的定義及其和國民福祉之間的關聯性。那到底「愛國」和史達林有何關係？就算不認同史達林，有沒有可能認同史達林主義的部分價值觀？「史達林化」對俄羅斯當局是有利的嗎？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作者認為，俄羅斯目前的政治領導圈確實對國家的「史達林化」有「貢獻」。其原因簡單來說是這樣的：社會對「穩定」有需求，而這與（企圖）掌權者本身「固權」、「維穩」的追求不謀而合；此外，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基礎薄弱，許多民眾寧願接受強人領導，而非「自主管理」（「自由」的內涵包括對自己負責——譯者），也沒有足夠的民主政治素養以理性處理不同利益和觀點間的傾軋。

有權力野心者要讓「民意」可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至少在俄羅斯是如此）就是「以歷史為師」，炒作歷史先例。綜觀俄國史上眾強人，史達林確實是理想人選，因為他贏了世界大戰，帶領蘇聯成為成功現代化的「超級強權」，「成就」超越歷代沙皇。

為此，犧牲「一些」人也無所謂。這樣的思維可以輕易合理化任何執政錯誤和權力暴力。不過，奧列格‧賀列夫紐克提醒，政治領導高層及圍繞它的菁英並非「一體成型」，就算表面和諧，實際上往往各有立場、「各懷鬼胎」：「此外，作為政治領導層的組成部分，俄羅斯東正教會對史達林的態度也是觀察重點，這裡面同樣不只一種聲音。」在此譯者可以補充的是，了解東正教會與蘇聯國安單位的複雜關係，包括合作歷史，有助認識今日的俄國。

至於史達林與「愛國」的關係，我們或許可用在當地頗常出現的反問句加以說明：你難道不希望國家強大穩定、社會團結和諧嗎？有意思的是，這個問句的潛台詞往往包括「讓其他國家（及其國民）敬畏我們」。至於「敬畏」、「尊敬」和「敬而遠之」這三個概念的內涵差異；為何非得將他人的「畏懼感」當作力量指標，又該如何達到預期的效果；是否需要在「國家」和「政府」（執政者）之間畫上等號；所謂的「我們」是誰；為何某些人離祖國越遠，「愛國心」就越濃烈——就留待讀者自行推敲了。

革命者與獨裁者

觀察力足夠敏銳的人會發現，就算當權者對國家的「史達林化」有推波助瀾之功，他們通常不會明目張膽地行動，而是藉由釋放強度不等的政治訊號，或者透過代理人／代言人遂行目的。

此外，執政者基於各種實際考量，必須盡可能在不同觀點和勢力間取得動態平衡，因此，舉例而言，官方可以同時公開讚揚史達林是偉大的軍事領袖，暗示他「治民」有方，但也出資建立古拉格博物館、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等，至少在形式上滿足另一類政治要求，更能藉此掌握歷史詮釋權。多面向的政治操作、動員和「河蟹」也可見於當局對「革命」的態度。

由於採訪時間適逢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2017年，《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譯者因此詢問作者，根據他的判斷，針對俄國革命，政府將採取什麼立場？

作者奧列格‧賀列夫紐克認為，俄國當局會盡力與「革命」議題保持距離，畢竟「革命」是對現有權力結構的威脅。「有意思的是，現在的政權本質上是反共產主義的，同時卻也繼承了許多布爾什維克政治遺產，使其為己所用。

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奠基者列寧被批判、謾罵，因為他摧毀了舊秩序和帝俄榮光，而號稱是他學生的史達林卻獲高度肯定。

這當然是思想上的混亂，大部分是現實政治引起的。這就是我為何反覆強調，歷史問題被過度政治化，絕非好事。」他還說：「當權者不會喜歡『革命』這類破壞既有秩序的激烈行為，但作為『革命者』的布爾什維克自己不也如此？二十世紀初，他們尚包容各流派的『進步分子』，稱他們對促進革命有功。但有鑑於『固權』需求和內鬥白熱化，在史達林治下，一切都變了——過去的革命英雄如今成了『恐怖分子』。史達林很清楚，萬不可以『革命』理想和熱情作為支持現有『革命』政權的號召，因為說不準革命槍口會朝向誰。」

這大概就是為何某些革命者會變成獨裁者吧。有意思的是，後來俄國官方對革命一百周年果然低調處理，甚至在談及「歷史悲劇」時，採取「搓湯圓」的態度，其釋放的主要政治訊息就是——無論個人立場為何，「團結」最重要。在這樣的脈絡下，少數較為高調舉辦的官方活動包括莫斯科紅場的「1941年十月革命紀念慶典七十六周年復刻版閱兵」，也就是「重演」（從軍裝到武器等各種道具配件都有考究）1941年那場史達林堅持舉辦、搭配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活動舉行的閱兵式，因為它是俄羅斯光榮戰勝納粹的重要歷史象徵。

可供參照的是，蘇聯時期盛大慶祝的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早已非國定假日，取而代之的是2005年設立、官方至今仍需大費周章宣傳的11月4日「民族團結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紀念俄羅斯在十七世紀初驅逐以波蘭為代表的外來侵略者。1996至2004年間，原來的11月7日「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周年紀念日則以「和諧與和解日」（День согласия и примирения）的新招牌暫時「續營運」了一陣子。

但這樣的「和諧」、「團結」是建立在何種基礎上呢？

誰需要轉型正義

蘇聯政權崩解後，部分所謂的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著手進行程度不等的轉型正義工作，其根基就是還原歷史真相，而歷史真相得以還原的重要條件自然包括檔案開放，以及社會追尋「正義」、「真相」的強大動力。在這方面，相較於其他前述東歐國家，俄羅斯特別之處在於它有「帝國」包袱（情結），其對內可表現在民眾不願面對過往的不堪與「敗絮其內」的事實，對外則傾向將前蘇聯勢力範圍國家地區的「去蘇化」均質詮釋為「仇俄」。相關問題較複雜，需另作論述。

回到前面提到的，俄羅斯長期以來缺乏培養公民意識的土壤（某些研究者認為這與私有財產制發展不足互有關聯），其後果之一就是「正義」、「真相」等課題容易被代表國家權力的政客操作，將國家暴力、社會控制、歷史記憶等議題的討論帶往有利於己的方向。

位於莫斯科市、政府支持的古拉格博物館就是個好例子，其對「大恐怖」的詮釋，簡單來說，是把它定調為歷史的「意外」、「偶然」：黨國機器和人民突然都失去理智，互相迫害。這種與史實不盡相符的說法不就與掌權者偏愛的「國家基本上不會犯錯」頗為合拍？

更不用說，根據《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譯者從俄羅斯維權圈得知的消息，該博物館所整理、呈現的口述歷史採集成果往往都經過一定的「（自我）檢查」與「修整」工序。那麼，在俄羅斯，到底誰需要轉型正義？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作者說明，雖然俄羅斯有平反、賠償政治受難人的法律機制，但沒有法律或行政規定為暴力／恐怖統治作根本性的明確定調，例如禁止「史達林崇拜」等，被明文譴責的只有特定的迫害行為。有些人則認為必須在實現轉型正義的框架內就相關歷史事件進行公開審理、給予相關人等的作為一定的政治評價，就算最終判決僅具象徵、宣示意義也無所謂。

「但這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對者很多，絕大多數人害怕社會分裂、政治動盪，就連我自己都不是很確定——打個比方——是否有必要舉行俄國版的『紐倫堡審判』。

對我來說，相關知識的普及化、歷史紀錄的保存更為重要，激烈的政治動作往往容易招來反效果，政治性的禁令也是。經驗證明，當你開始大力譴責某人時，就會有人跳出來維護或『同理』他，而且過程可能會越來越不理性，焦點變得模糊。我們必須聰明點。」

在此譯者可以補充的是，俄國在處理政治受難方面也有「定義」上的問題，例如名義上是刑事犯，但實則是受害於政治迫害的人「稱得上」是政治受難人嗎？我們該怎麼評價原先身分是迫害者的被害人？

就第二個問題，奧列格‧賀列夫紐克說明：「這類人目前仍然不會被平反」，但情況是否可能改變？該怎麼看待並處置昔日的「告密者」、與特務或黨機關合作的人，又該怎麼衡量他們之中某些人「身不由己」的程度？為何在今天的俄國，試圖還原歷史真相、搶救歷史證據的人容易遭遇行政阻礙，甚至必須承受人身自由的威脅、公眾的不諒解？該如何解釋該國政治菁英對歷史教育和論述持續升高的關注？

綜合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緒論」所言及訪談內容，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為本文作結：身為長年在俄羅斯生活、工作的歷史學者，他深感「歷史」在當地（以及海外俄語社群——譯者）已成了各方就不同議題大肆角力的戰場，而知識、理性和鐵一般的事實或許終究仍會是最恆常有力的武器。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無疑如他自稱，是位樂觀主義者。但人類果真有意願、有能力自歷史學取教訓？（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對史達林體制和「史達林神話（遺產或遺毒？）」的精采解析，詳見由「左岸文化」出版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

※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碩士／俄文譯者／媒體工作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