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港前夕，重讀了梁秉鈞先生的第一本詩集《雷聲與蟬鳴》，那也是香港新詩史上最重要的詩集之一，香港身份在文學中建構起來的關鍵作品。我重讀了兩遍，一是1978年香港版本，一是今年在大陸出版的簡體版。

意外的是大陸版沒有任何刪節，甚至還增加了放在全書第一首的《樹之槍枝》，寫於1964年詩人15歲時。這首詩是我在一本詩選看到，於是在2009年和梁秉鈞先生的一次對談中向他再度提及，他笑說自己已經忘記寫過這麼尖銳的一首少作。如今重看，雖然帶有痖弦的影響，仍為我最喜歡的一首：

⋯⋯這是佩槍的白楊

這是佩槍的基督

聲響在冷風與熱風之間

而鼴鼠的憤怒卻不知放在那裡

⋯⋯

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

不管施棲佛斯的大石頭

不管存在和不存在

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

所謂「少年心事當拿雲」，那時候的梁秉鈞是一往無前，準備要為香港文學開一個新天地的。集中「突發性演出」那一輯展現了更豐富的實驗性質，荒誕派戲劇、殘酷戲劇、法國新小說、零度敘事等都靈活地轉換成詩歌元素，早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香港。直到二十年後，大陸的非非主義詩人才有類似的「冷風景」式寫作。

《雷聲與蟬鳴》在1978年的香港詩壇橫空出世，最與眾不同的、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使它穎異的，是它的口語化、在日常生活的瑣碎表面游走的自由感、還有對抒情的回避。前兩者直接與其同時代的美國後垮掉派和紐約派這兩個難以籠統歸類入後現代文學的詩風相應和，對個人強烈感情的回避則遠肇於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但一直在華語現代詩中罕見。

「香港」一輯詩現在成為香港文學教學的範本，其原因除了表面上這是一種「地誌書寫」，實際上它反對在詩中對歷史、文化旅遊意義上的地標的樹立，只返歸於平凡的地本身，毋寧說它因此觸及了香港本質的魅力：這個城市裡大多數的事物都是「接地氣」的，抵抗著旅遊局把它標本化的歪曲。

換句話說，梁秉鈞寫出了較民主的詩——相對於現代主義的精英式甚至貴族式書寫（抒情主體高蹈於世俗之上），這種詩歌的遠祖是惠特曼，然後由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推到日常物身上。

但無論如何實驗，梁秉鈞的詩始終是說人間話的詩，正如他在晚年作品《砌石塔》裡再次宣示的「語言總是把事情混淆／詩就該是無言？／該珍惜／不亂砌成無聊的玩意」。敘事、劇場詩的實驗與平實口語之間形成的平衡，造就了梁秉鈞所獨步的城市詩——中國長久以來缺乏真正意義的城市文學，尤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只有香港作家寫作真正的城市文學，梁秉鈞／也斯是其中最自覺的佼佼者。

在「香港」這一輯裡，我們可以看到年輕的梁秉鈞的詩已經很成熟，善於調度極其細微的判斷暗示，維持克制的情緒。如寫殖民地之無根的<華爾登酒店>，刺而不怨；又如寫死亡的<五月廿八日在柴灣墳場>，寫理想之沒落的<新浦崗的雨天>，哀而不傷。但無論多克制，象徵（興）還是呼之欲出，一如《雷聲與蟬鳴》的標題已經是態度：面對城市、時代的動蕩不表露好惡，但已經有了選擇，他說：「雷聲使人醒來……蟬鳴仍是不絕的堅持」。

在晚年編訂的《梁秉鈞五十年詩選》（台灣台大出版中心2014）中，《雷聲與蟬鳴》一詩被列入「頌詩」一輯的開篇，關於頌詩，梁秉鈞說過：「頌是對當世素質的肯定，以及廣為傳揚的公眾性質。」

《雷聲與蟬鳴》中有相當驚心動魄的時代隱喻之詩，如其最有名的詩作<北角汽車渡海碼頭>，也有袒露心跡與掙扎之詩<中午在鲗魚湧>，但更多的是頌詩，是一種不卑不亢的對城市、對當代社會生活的肯定，呈現的是詩人與世界之平等，而不是鬥爭或者臣服。梁秉鈞的詩超然其外，反入世界其中，與自身的、城市的命運相濡以沫、噓寒問暖。

最後要談一談這本詩集的不足。從「香港」這一輯開始直到其後的各種「游詩」，梁秉鈞開創了一種所見即所得、描述而不動聲色的平淡自然之詩，與攝影、紀錄片相似的對現世的忠實，是一種後現代文學中的新現實主義，把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的自由發揮得淋漓，是其利；而囉嗦不變的語氣、被瑣碎細節羈絆、過於克制表達感受而竟有鄉願之感，是其弊，詩如果完全摒除了對未知、無形世界的想像，僅剩下忠厚老實的當下，也是無趣的吧。

不過對於我，《雷聲與蟬鳴》與詩人前輩梁秉鈞的意義已不在於這些形式了，在今天的香港，雷聲與蟬鳴兩者都那麼重要，只要不沉默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