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China／中國」回歸歷史

以歷史的角度處理「China／中國」或「Chinese／中國人」等詞彙，是阻止這些詞彙在民族主義敘事裡落地生根的關鍵。像單國鉞便主張絕對「不要把中國的『中國特質』視為理所當然」，還要問：「中國是如何變成中國的。」此外，探究「中」「國」是如何及何時變成「中國」、並且在「China」這個標籤下被重新想像，或許同樣重要。

嚴格來講晚清思想家的思路是，帝制政體似乎已經喪失它的歷史重要性，他們希望以民族國家形式取而代之，構想以「中國／China」做為這個民族國家的名字。新的民族國家需要新的依據。王晴佳將這段發展過程扼要描述為「在歷史中發明中國」，而這過程的起點就是把許多段名稱各異的過往，納入單一且綿延不斷的中國歷史中。

梁啟超、章太炎、夏曾佑（首部「新」歷史教科書的作者，三卷本陸續於1904年至1906年間出版）等人提倡將新的「中國」概念寫入歷史。他們的計畫與日本、西方歷史學家更早付梓的「China」歷史，都是運用同一種演化邏輯，只是將之重新剪裁，以滿足促進民族意識這個已被明確認可的目標。

鮑梅立稱之為「開展的敘事」（narratives of unfolding）可謂很恰當的措詞。在這些「開展的敘事」中，歷史再也不像儒家聖徒傳記那般，以記錄「道統傳承」為務，而是要見證人們為實現有史以來便已存在的民族理念所做的奮鬥。

這種打破原有史學智識傳統的做法十分激進，相當於以民族國家形式為名否定帝制政體，民族國家不是以順應道統或天意為其正當性主張的根基，而是以組成國家的人民之意志為其正當性來源。人民不再只是臣民，而是「國民」，在政治上有發言權。

從一開始，長久以來自我認同為「漢」、「華」或「華夏」的主流族群團體─亦即外國人口中的「Chinese」─便主宰、甚至是獨占了「國民身分」的歸屬。這個群體天生具備「中國」所渴望的特質，像是文化同質性高、淵遠流長、適應力強，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歷史的明確中心，也是外文脈絡下「Chinese」歷史的重心。

法國哲學家赫南（Ernest Renan）的〈什麼是民族？〉（What is a Nation?）以民主途徑探討民族聞名。赫南觀察到：

創造民族時，遺忘─我更想說是歷史偏失─是一項關鍵因素。正因為如此，歷史研究的進展經常對民族認同造成威脅。事實上，對歷史的探索將揭露發生在所有政治形構初始階段的暴力行動，就連那些最良善的政治形構成果，也是暴力行動的結果。

近代世界發明民族國家的過程伴隨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晚清開始的民族歷史追尋行動同樣深受其擾。中國的情況與其他地方一樣，隨著包括歷史學等專業學科引進，推動人們追尋國族與國族歷史的相同力量，也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生活。獨占官方與非官方歷史書寫的帝制時代儒學菁英，已發展出實證調查與考證等成熟技巧，而這些技巧最終也進入新的史學方法之中。

但對於何謂「真實」，新的歷史學家卻得回應不同的概念與標準，這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他們的研究成果在現實中成為「對民族認同」經常性的潛在「威脅」。更有甚者，打從一開始，歷史學家對於民族的概念、組成與目的已有分歧。1930年代晚期，保守派、自由派與馬克思主義者─僅舉最主要的三派─針對民族歷史詮釋問題而起的衝突便體現了這種分歧，此三派的史觀也與官方或官方審定的歷史之間存在曖昧甚至敵對的關係。

不過，「中國史」這個概念那時已不再有人質疑，已經成為歷史思考與研究的共識，儘管那些推動歷史研究的根本矛盾，正是因為試圖從過去提煉出可包容所有複雜性的民族歷史所造成的。

施耐德（Laurence Schneider）曾經用「浩瀚人世間」（great ecumene）一詞精準掌握「天下」的概念─若從中國中心觀點出發，「天下」一般會轉譯為「中國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order）。如果「天下」有中心，那個「中國」指的是中央之國，而非「China」這個中國。「中國／China」史不僅抹去了其他人（或是邊緣化他們）在創造天下（以及中央之國本身）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把良善的「同化」誘人外衣披在歷代帝國政府身上。

它們控制著「人世間」範圍的大部分空間，靠的不是道德號召，而是物質報酬與殖民征服─連長城內所謂「中國本土」區域亦然。鮮少有人質疑，鄰國以中原國家為榜樣，並非是渴望仿效優越的「中國」文化，而是因為中原國家管理成熟，並以備受尊崇的周代典籍為其根本─其實也很少有人質疑儒家何時成了「中國的」。

更何況周遭國家明明就對中原國家的帝國主義行動非常警惕，而且不時與之對抗。此外，批評者與支持者普遍都同意，構成「浩瀚人世間」的形形色色社會，在不同朝代是被不同原則統治，而且在物質層面和內心層面上都是如此，那些統治近代民族的原則可就不是這樣了。

漢人／華人征服「中國本土」，無疑使整個民族產生高度的文化共性，也為統治階級創造了一致性，但卻無法抹去地方文化，漢族的族群內部差異從未消失。更重要的是，從當時的角度來看，所謂的朝貢國，甚至是圖博與新疆等被殖民地區，在帝國朝貢體系中也是獨立的地域，而非「中華／Chinese」民族「固有」的領土。

民族主義歷史書寫未曾完全抹除這些差異，諸如國民黨政府在1930年代用的「五族共和」，或是後繼者共產黨偏好的「多元一體」等詞彙也都承認這一點。但這種支持多元文化主義的姿態，並不妨礙後續的民族主義政府（或是獲得民族主義政府支持的歷史）將「天下」據為己有，甚至將領土所有權主張延伸到鄰近海域。

洪如蕊的說法一針見血，「中式東方主義（Sino-orientalism）因為這個國家在全球舞臺上的擴張與成就而蓬勃發展。這牽涉到當代中國與世界以及與自身的關係─尤其是它與自身過去以及與鄰近民族的關係。它對外國東方主義的批判，隱藏又遮掩著底下的民族主義情懷，是民族主義與帝國藉以發展的託辭。」具批判性的歷史學家毫不遲疑地質疑這些主張。

傑出的歷史學家顧頡剛以「疑古」態度治史而聞名。1936年，面對宣稱蒙古人、滿人、圖博人、穆斯林等，都是黃帝及大批傳說人物後代之類的官方支持主張，他寫下下面這段話做為回應，「倘使藉欺詐而結合，那麼一旦民智大開，欺詐無法行使時，豈不是真把這個民族解散了嗎？…

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應當建立於理性上。我們正應當把種種不自然的連絡打斷，從真誠上來結合。」他的警告一針見血。「中國／China」史造成的矛盾，不斷挑戰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壓制、抑止這些矛盾的努力。從主張特殊論，到充滿敵意、深怕外部勢力（通常是「西方」）汙染的仇外恐懼都是這類努力的展現。有趣的是，他們抨擊「西方」影響是有害的，顯示他們對於他們試圖強化的「中國」概念源自「西方」缺乏認識。

命名的政治

從「中國」與「China」的跨語言關係來認識「中國」的起源，是為了讓人瞭解，把複雜的歷史關係化為「China」或「Chinese」等詞彙，是簡化、失實的表示方法，除此之外其實不太能對學術論述或日常交流帶來更多不同。要求學者在寫作時加上引號以表示曖昧性，恐怕是不合理的期待；若要在日常言談中裝腔作勢用手比個引號來修飾這些詞，那就更不可理喻了。不過，從我在前面用過的中文名稱就能清楚看出，即便是一般民眾交流，我也希望我們能夠使用更多樣的中文詞彙，為這個國家以及相關人民的稱呼增添更多選擇。

關心名稱問題只是學術圈內少數人的活動？我想不是。這裡我用三個例子，應該就足以清楚說明命名的政治重要性。臺灣的例子是第一個，支持獨立的人堅稱一部和中國史分開的臺灣史不可或缺，他們解構中國史，藉此為不同「華人」社會的不同歷史發展軌跡開闢空間，包括大陸本身。

以臺灣來說，差異最主要來自早在漢人來到之前便已存在的原住民，以及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經驗，這些都被認為對於臺灣本土文化發展至為重要。近年來，香港人呼籲要有一部香港史，伴隨著獨立的呼聲，而殖民經驗做為造成歷史與文化差異的一個來源，在過程中也成為議題。由於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的本地居民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的新移民起衝突的事例急遽增加，也讓這樣的呼籲獲得合理性。

第二個例子則牽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諸多鄰國間持續爭奪的海域。在我熟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上，這些海域還是以傳統的方位標記命名，稱為南海與東海。它們的外文名稱─「South China Sea」與「East China Sea」─再次提醒我們歐洲人在為該地區製圖、命名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這件事跟他們在全世界的其他所作所為一樣，也給當地居民帶來了無止境的困擾。

這些名字帶有的所有權意涵，無疑會在輿論製造若干難題乃至偏見，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要求。命名問題也進入了外交論述。1990年代早期，「東協各國呼籲將南中國海更名，以消除『任何中方擁有該水域的言下之意』。」2012年有位印度作者寫了一篇新聞報導，很有意思的是，該文是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媒《環球時報》上，文中寫道，「中國一貫主張，即便印度洋叫作印度洋，也不是印度所獨有。那印度與其他國家同樣可以主張南中國海不屬於中國。」

加州爾灣（Irvine）的某個越南人基金會，近來出資向東南亞各國領袖遞交請願書，提議將南中國海改名為東南亞海（Southeast Asian Sea），我自己追蹤這個活動也有一年以上的時間了。還有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直接關係的改變：維吉尼亞州的韓裔美國人近年來對州政府施壓，成功將韓國對「日本海」的稱呼方式，「東海」，加進學校教科書的地圖，與行之有年的「日本海」並列。

名稱顯然事關重大，不僅決定了身分認同，也跟地圖一樣決定了人們對時間與空間的主張。殖民主義的歷史提供了充足的證據，顯示製圖與命名是殖民行動的重要部分。許多案例中，去殖民化往往伴隨著在地圖上恢復殖民前的原本名稱，這絕非巧合。地圖本身則是另一個問題，地圖同樣會服務於取代殖民地的民族國家，並且又將帶來無休止的難題，無論對民族統一或是民族分離的主張來說都是如此。

我的第三個例子就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中國」的概念本身。「中國」的實體化表現在一種非歷史的歷史主義中：也就是利用歷史來支持歷史真實性尚存疑問的時間、空間主張，把在最後一個朝代才成為帝國版圖一部分的領土空間─而且那個時代的主權概念跟民族國家的主權概念也不一樣─推溯回遙遠的過去。我們今日所認識的「China」，是一個具連貫性、集權化的官僚專制體制，但這其實是先經過元朝（蒙古人）的整併，到了明朝（1368年至1644年）與清朝（1644年至1911年）才設計出來的。

這些王朝加起來延續了六世紀之久（大致與西亞的奧斯曼帝國相仿），與此前1500年帝制期間相繼出現的20多個分裂政體（其中有些國祚與明、清相當，如漢朝和唐朝）大相逕庭。直到蒙古人的元朝（1275年至1368）以前，這個地區一直見證著統一王朝與「多國、多中心體系」之間持續不斷的政治動盪。但在最後這六世紀間，穩固的官僚君主政體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統一局面，後人卻反而把這種印象投射到該地區的整部歷史上。

米華建（James A. Millward）在他探討清朝在中亞的擴張的研究中，請讀者「想想看，對於『中國在哪裡？』和『誰是中國人？』等問題，晚明的學者與二十世紀末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會給出什麼不一樣的答案」，接著他回答：

我們輕易就能猜到他們各自會如何回答：明代學者很可能將內亞的土地與民族排除在外，而今天的中國人則會將之（連同臺灣、香港，甚至可能連海外華人社群一起）囊括進來。族群多元、地理環境多變的今日中國是經由一個過程創造出來的，而上述答案正標誌著這個過程的兩端。

從先前的討論來看，米華建只說中了一部分。除非那位晚明學者與耶穌會士交流密切，不然他更可能出現的反應會是搔搔腦袋，像伯來拉交談的對象一樣，搞不懂「中國」是指什麼。即便如此，類似米華建這些提倡「以清代為中心」、而非「以中國為中心」的清史學者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會激起某些保守派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學者，以「新帝國主義」為罪名來指控他們，說他們試圖「分裂」中國。

對那些尋求某種形式自治權的少數民族，或是那些身處香港和臺灣、寧願做香港人和臺灣人，而不願做「中國人」的人，這是最常見的指控。

這類極端愛國情緒可先不論。有史可徵，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控制的領土將近有一半是清代滿人統治者在18世紀時併入帝國的，包括圖博、新疆、蒙古、滿洲與臺灣，以及多個地方族群在西南所占有的領土。

況且，這些領土在19世紀晚期納入行政體系以前，都是皇帝的「朝貢」領地，而非如官方史觀所主張的「中華」民族「固有」領土。複雜的歷史消融在所謂的「中華五千年歷史」裡，而這五千年歷史不僅可為收復失土的主張提供基礎，一旦被支配民族出現分離主義跡象時，也能拿來充當展開帝國式鎮壓的依據。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飽受族群起事之苦，同時也幾乎跟所有鄰國都有國界爭議。但我們或許不該要它為這些衝突負起全責，因為這些鄰國也用類似的方式，將「它們的」民族主張投射在過往歷史上。

在此我們可以說，對於在20世紀早期構想出以「中國／China」為國名的人來說，「中國／China」代表一種與過去的革命性斷裂，而如今的「中國／China」，已經在維繫它存在的神話底下成為囚徒。非歷史的歷史主義是所有民族主義的特色。「中國／China」自不例外。

現在經常有人援用「神州」、「九州」等名稱來表現「傳統」，但目前沒有跡象顯示有任何用這類古代名稱重新為國家命名的強烈需求。這些古代名稱原本指涉的領土空間，不僅小得多，而且是與其他人共享的，即便它們的意涵在後來的幾個世紀隨著帝國疆界變動而有所調整。

「中國／China」身為公認的兩千年帝國繼承人，不僅要為其民族站出來主張擁有帝制疆域極盛時期（刻意提一句，是在蒙古與滿人治下達到極盛）的版圖範圍與周遭海域，還將這些疆域的取得時間重置到有史之初，至少是這麼想像。以皇帝居於中心（中國）的「天下」宇宙秩序，被詮釋為「中國的天下」。

改以民族國家為中心，排除了任何以共享空間為構想的可能，以利有權掌管天下的民族施展絕對統治。有些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與若干人士堅決表示，上述思想與近代帝國主義大不相同，但這種說法很難令人信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將數個世紀以來人、貨接力跨越整個亞洲所建立的海陸絲路，改頭換面為「『中國』絲路」的做法，也清楚顯示它對全球霸權的帝國式追求。

名稱確實重要。但名稱也會變化。在此，我就重述耶穌會士利瑪竇未卜先知的說法來作結。當他在十六世紀晚期與「China」相遇時，他說「中國人（Chinese）自己便曾將許多不同的名字賦予自己的國家，未來或許還會安上其他名字。」誰曉得未來還會出現什麼名字？（完）

※作者為當代著名學者。他在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任教近30年，2006年退休後曾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歷史與文化系客座教授。德里克早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本文摘自《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一書第三章／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