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台灣人孫安佐留美讀高三，26日告訴同學，要在5月1日到學校發動槍擊案，還問同學要去哪裡買槍。雖然他隨後聲稱「只是開玩笑」，但校方獲報後依規定通報。台灣媒體普遍詮釋，此一通報是美國人杯弓蛇影，小題大作：「佛州2月才發生17死校園槍擊案驚動全美，孫安佐的白目行徑誤觸地雷，依恐怖威脅罪被捕，一句玩笑話恐讓孫安佐被判刑5年。」

2018年5月，新北市28歲的拳擊教練朱峻穎，涉嫌殺害女友分屍，有前科與精神病史。警方27日晚間發現7袋屍塊，28日發現朱上吊死亡。朱前妻弟弟說，小留學生朱峻穎在美國曾搶銀行，他媽媽花大錢幫他打官司，幫他把死的官司弄成活的。

 

政府社會的態度決定生死

同樣有前兆、預告，發生在美國，或在台灣，就決定了當事人的生或死，以及無辜受害者會不會死。關鍵在政府、社會的態度，是投注資源調查追求復原，或息事寧人集體否認。

台灣大型傳統媒體的記者誤以為，恐怖攻擊，單單指少數穆斯林組織性的暴力，施壓美國政府，作出政治抗議；所以，美國警方說孫安佐恐攻，想當然爾是瓜田李下、天大誤會。但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法蘭克‧貝拉迪《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已指出，諸如大學炸彈客等的孤狼式恐怖攻擊、自殺與隨機殺人的種種共通點，剖析三者同出一源，都是自殺的變形，根源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孤立個人、逼到了死角，導致毀滅。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書中專章評述趙承熙事件，韓裔大學生趙承熙2007年持槍到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校園開槍掃射，殺了30個人後自殺。維吉尼亞政府網站發布《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大眾槍擊事件：評估小組報告》，當中的精神病學報告，揭露趙承熙8歲赴美、移民受排斥之苦。報告描述，趙的父母工作時間超長，孩子孤立無援。趙在韓國已適應困難，姐姐說趙在美國更退縮、疏離。身為外國人，被美國人取笑，姐姐視為理所當然，但趙承熙從此堅拒說韓文，以抗拒內心痛苦。趙承熙多年來很少和家人講話，避免眼神接觸。如果必須講點話時就手心冒汗，臉色發白，全身僵硬，有時候還會哭出來。通常他只會點頭說是或不是。

青少年兒童在成長階段，缺乏父母等成人陪伴支持，若無法建立穩定情感依附，人類生存所需的基本安全感得不到滿足，有時難以抵禦即使最輕微的同儕攻擊。有些孩子遭遇困境的反應，像趙姐姐，外表大而化之，過了就算；有些孩子像趙承熙，內心創傷巨大。無論各人困境有多不同，台灣社會都傾向要個人自行解決困擾，要趙承熙這種人想辦法向趙姐姐這種人看齊，否則就會被淘汰，惡果也應該由他自己無條件承擔。這種價值觀，完全是為了統治者的方便而設，不是為了解決當事人困擾而設。因為解決困擾需要外部資源來支持，若把風險全都丟到最弱勢的個人身上，統治者明明有權力分配資源，卻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困擾當然就無解。結果是父母必須得把趙承熙這種孩子，說成趙姐姐這種孩子，否認困擾，視而不見，息事寧人。

恐嚇掃射只是「白目行徑」？

孫安佐案爆發後，女星狄鶯受訪，力挺兒子孫安佐：「他是一個非常善良又健康的孩子，就是跟同學開玩笑講一句『我會開槍哦』，只是男孩子打嘴砲那種，我相信他不會有事！」誤導大眾，以為恐嚇掃射只是「白目行徑」，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但可以、也應該這麼做。自居美國通的李文、邱彰，也競相隔空指點狄鶯避禍，和媒體聯手主導了輿論風向。

這也就是說，如果在台灣，學生透過管道弄到了槍、彈，又對同學揚言掃射校園，那麼這件事在台灣實現的機會，遠比在美國高出許多。因為，同學即使知情，也不會通報。

因為新聞早已向大眾宣導，學生發出恐嚇，同學如果通報，校方如果調查，就是讓「白目行徑」、「一句玩笑話」「誤觸治安紅線」害學生受過。假如另一個孫安佐在台灣，告訴朋友他要殺人，他隱密的求救沒有被聽見，沒有被阻止，惡夢成真，案發後將會如何，是媒體或校方會負起吃案的責任呢？可想而知，媒體會就隨機殺人案煽動群眾恐慌，為了消費流量，訪問附近自助餐老闆娘等路人訴說驚恐，訪問命理名嘴分析前世冤孽。警政署對案發地點加強員警攜槍巡邏，安撫人心；員警被迫免費加班，暗幹在心，除此以外，公眾一無所獲。教育當局在各校舉辦預防犯罪宣導系列活動，包括演講比賽、作文比賽、漫畫比賽、海報比賽，集合全校呼口號，紅布條歡迎局長視察，在升旗台檢閱滿場師生齊聲向暴力說不。權力不問凶手為何殺人，只欺騙群眾，說把壞蛋殺了就沒事。網民相信，預防殺人就是靠嚴刑峻法嚇阻，所以維持死刑就是預防殺人。

這就是台灣社會被困在古代資訊黑箱中，所能作出的回應。簡言之，台灣就是清朝，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問題，束手無策，扮鴕鳥還要裝威風，假裝情況已經受控制。種種官樣文章的應變措施，不外就是表演性質的息災法會，效果等於用義和團神功護體、抵抗列強船堅炮利。群眾對自身生活現實的理解，被困在戒嚴舊框架，即使水泥封屍等殺人重案頻傳，內情如何，凶手為何殺人，應該如何預防，改革，司法、學界、媒體始終隱瞞不說，也就是在永續製造殺人案的受害者。

缺乏消化集體痛苦的知識機制

在美國，政府有義務要公開隨機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告，和司法合作調查的學者有義務發表案件研究成果，媒體有義務調查凶嫌事前遭遇的各種壓力，包括階級、種族的不公平，公諸於世，揪出體制隱藏的結構毒瘤。他們都有責任實事求是，要對得起受害家庭無辜傷亡犧牲。唯獨台灣，體制內人士表現得事不關己，說些「沒想到真的拿刀殺人，讓校方也覺得搖頭嘆氣」的幹話。

群體只能對凶嫌仇恨辱罵、貼上「精神病患」、「暴力動漫電玩迷」或「小留學生」等身分標籤污名化，由個人擴大歧視這些無辜族群；甚至責怪受害者，男星張菲指分屍案死者「女孩子也要負責任，不能網路上隨便交朋友」、詩人陳克華指死者「令一個男人激動失去理智到萌生殺機」應該為命案負責，這些評論顯已病入膏肓。以上後續效應，都會一再重演。因為，台灣缺乏真正認識集體痛苦、消化集體痛苦的知識機制，也就是轉型正義所要求的：調查真相，追訴元凶，實現正義，補償復原，原諒。我們渴望放下傷痛，帶著改革進步，走向更好的社會，但這些美夢全都遙遙無期。

2014年5月，21歲的鄭捷殺害4人前，曾經告訴朋友，他要幹一件大事。案發後，東海大學主秘呂炳寬說：「他4月就在臉書上發文說，我要幹大事。」「他說他要在今年度要幹一番大事業，那我們很敏感的認為說應該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就先介入輔導，5月份的時候有一些輔導。」結果鄭捷沒有多說，校方也只能多關心，「沒想到真的拿刀殺人，讓校方也覺得搖頭嘆氣。」

台灣社會的創傷深遠，鄭捷不會只有一個。而面對案主長期心理困境，東海大學的應對很能代表教育界的官僚主義，這種敷衍了事的校園輔導，跟屎沒什麼差別。暴力不會從天而降，即使它看起來毫無原因和理性，那都只是調查揭露內情之前的假象。根據國外調查、治療的理解，暴力是綿延橫貫當事人整個生命史，一連串長期而隱晦的不公平、所製造的心理困境，無路可出。當事人需要外界支持、打斷惡性循環，帶來改變。有人聲言要殺人、自殺，都是重要的求救訊號，需要有人、有資源，突破冷漠孤立隔閡，介入支持當事人，避免他被困境壓垮而走上絕路、無可挽回。

犯案前發出預告的鄭捷，在美國獲得事前預防撿回一命的孫安佐，他們命運的天差地別，是否能告訴台灣，體制冷硬的拒絕受困青少年，對鄭捷裝模作樣的關心，並不能改善他們的困境？

而父母全力代孫安佐、朱峻穎脫罪後，未來像孫安佐這樣的青少年們，在台灣能不能真正得到外界的理解、支持、幫助，免於落入像朱峻穎這樣、無論任何人都不該遭受的悲劇？

主張繼續否認問題、忽略治療的學者、媒體、公務員、政客們，如果你們不願意自己孩子走在路上被陌生人殺害，請睜開眼睛，看看他們。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