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於維園悼念六四慘案29週年的集會，像過往幾年一樣惹起茶杯裡的風波。雖然今年有11萬5千人參加集會，但與6年前最高峰的18萬人相比，已流失約三分一群眾。據身在現場的朋友覆述（筆者當晚參與在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塑旁的悼念集會），當晚維園球場仍在不少空間，已不復幾年前萬人空巷的盛況。
 

近年年輕世代本土認同日深，無法投入大中華色彩濃烈的儀式，亦不滿支聯會「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定位。支聯會近年雖有強調天安門學運曾激起本土民主抗爭，卻始終未肯褪下「愛國」的大旗，而部份支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對獨派亦抱有敵意。他們執着地堅持六四記憶拋不開愛國，美其名曰尊重歷史。曾參與支聯會的藝人岑建勳，雖口說要尊重本土世代的人生經歷，卻還是倨傲地為支聯會的做法護航：
 

你們不要搞錯，大陸是「愛國民主運動」，香港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我們是支援別人的事，不是我們的運動，若將「愛國」拿走是歪曲歷史。（《明報周刊》，2018年5月31日）
 

天安門學運確是舉着「愛國」的旗幟，但若將學運定位為「愛國」的中國國族主義運動，則抽離了歷史脈絡、如此也是歪曲歷史。北京學生有國族情懷，不代表「愛國」就是學運的主題。舉着「愛國」的旗幟，終究是權宜之計，是為了證明學生懷着赤子丹心，只求公義、無心奪權。

當年的學生，不也曾在人民大會堂前向當權者下跪、不也曾抓住潑污毛澤東像的抗爭者轉交公安嗎？難道我們可以說學運認同上尊下卑的皇朝思維、或是說他們贊同對領袖個人崇拜嗎？他們不也只是想說明運動不為權謀的真像嗎？而這些權宜的姿態，終究亦未能令權慾薰心的權貴手下留情。
 

自19世紀末，東亞大陸的群眾運動，奉「愛國」之名行事的有若恆河沙數。國民黨法西斯式的新生活運動、共產黨的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這些替極權主義為虎作倀的群眾運動，也都奉「愛國」之名展開。爭取自由民主的天安門學運，明顯有異於這些形形色色的「愛國」運動。若硬要說學運的主題就是「愛國」，那無疑只會矮化這場運動，這種無謂的國族情懷只能掩蓋天安門學運的進步面向。

學運前夕的純真年代

若要理解天安門學運，我們就必須先認識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自1928年北伐成功到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已遭黨國體制蹂躪半個世紀。不論是類法西斯的國民黨、還是於1949年執政的共產黨，都想透過黨國力量強迫民眾順服，從而集中資源、團結民眾去克服內憂外患。

國共兩黨不單要取得政權，還要以革命先鋒的身份改造民眾思想。黨國動員雖然最終令中國能擠身列強，意圖改變民眾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卻侵害人權，造成的動盪亦使中國民不聊生。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更令全國生靈塗炭，國家亦頻臨崩潰邊緣。
 

鄧小平於1978年掌權後，決意撥亂反正，以改革開放重建中國。但此時中共既有意識形態經已破產，又沒有人敢提出全面學效西方，這樣全國上下均只能「摸着石頭過河」，沒有人能知道下一步當如何走。

中共上至元老、下至黨員，對中國前路意見不一，都為「姓社姓資」的問題吵過不停。當局不敢全面開放，只得舉旗不定地實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制度上的漏洞、意識形態的論爭，令中國1980年代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全國唯一的共識，就是半世紀來的老黃曆再也行通。除此以外，莫衷一是。
 

但這即意味着中國的知識階層，在經歷半世紀的黨國主義後，能稍為鬆綁，就能夠對中國的未來有無盡的想像，如此知識界就有一場迷你的文藝復興。公共知識人許紀霖如此描述：
 

1978至98年的中國思想界……最值得重視的是80年代中後期的新啟蒙運動，其上承思想解放運動、下啟90年代……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思想運動，既有渴慕西方現代化的同質性訴求，又有對其進行批判性和反思的潛在性格。（《二十一世紀》，1998年12月號）
 

黨國體制前路不明，中國社會卻暫時出現百花齊放的空間。一些比較勇敢的知識人更直接要求民主自由。當時曾經有過叫《河殤》的紀錄片，屢次觸碰當局的紅線。這紀錄片不單挑戰黨國，也將昔日華夏大一統的帝國一併批評：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游盪……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按：四個現代化）大計……
 

除此以外，該片還主張要反專制、建民主：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滙入蔚藍色的大海。
 

知識界和學界到1980年代末，都在議論紛紛。有好一部分的學者和學生都嚮往自由、寄望中國能民主化。他們不單要批評黨國獨尊的局面，更要批判大一統的華夏道統。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則極為欣賞香港在英國管治下的成就，甚至曾於香港《開放》雜誌1988年12月號寫下「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之說。這是眾說紛紜的時代，縱然不少論述稱不得上是成熟，但這畢竟是個百家爭鳴的純真年代。這個時代的精神，絕對不是愛國，而是對黨國、對帝國無底線的質疑，以及對自由無限的渴望。
 

渴望自由的學生於1980年代末開始發起學生運動，鄧小平等元老以鎮壓學潮不力為由，逼使開明派總理胡耀邦於1987年下野。保守派又以「資產階級自由化」之罪名，整頓黨內開明派，並壓制學生運動。胡耀邦此後就成為開明派和學生的圖騰，直到他於1989年4月15日病逝。天安門學運的開端，在於學生不滿胡耀邦喪禮的規格。他們為胡耀邦的遭遇抱不平，亦批評官僚藉「雙軌制」謀利的「官倒」腐敗。他們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訴求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直接質疑黨國體制的合法性。

帝國崛起的世界史時刻

鄧小平認定天安門學運是顛覆政權的動亂，並於6月3日晚派兵血洗北京城。1989年正值社會主義國家倒台潮，東歐諸國以至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土崩瓦解。這時西方國家因六四慘案制裁中國，令中共憂心會成為下一張倒下的骨牌。鄧小平認為中央唯一的活動，是全面推行市場經濟，以快速增長恢復政權認受性。他原先希望上海浦東率先改革，但當地乃保守派元老陳雲的勢力範圍。

鄧小平於1992年初南巡，在訪問香港旁邊的深圳經濟特區時，宣佈「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之後他訪問澳門旁的珠海經濟特區，在軍事會議中對以江澤民為首的政府領導放狠話：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鄧小平要求中共內部停止「姓社姓資」的爭論，奉發展主義為新意識形態，要以追上亞洲四小龍為目標。言下之意，是要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既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前題下，獲國家護庇和指引的資本能得享市場經濟的自由，其掠奪行為亦會得到默許。歸根究底，這是從社會主義走向法西斯的大轉向。
 

與此互相配合的，就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向民眾和學生灌輸「毋忘國恥」的意識。這種教育鼓吹「中國例外論」，一方面將西方國家的制裁與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侵略相提並論、並指天安門學運爭取的自由民主為不合國情的西方思想。

另一方面，當局亦以「中國模式」為理由，將國家資本主義美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肯定現政權自1949年以來追求富強的「道統」，並掩飾國家發展的法西斯轉向。中國不願意實行自由民主，那麼政權要維持認受性，除了用經濟發展收買人心，就只能訴諸排外而具侵略性的沙文主義。這就是說，中國會以帝國主義擴張，作為對天安門學運的否定。

鄧小平的新施政方針，幸運地遇上全球化大潮。於鄧小平南巡的那一年11月，柯林頓當選美國總統。柯氏乃經濟全球化的推手，就任後就決定將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鈎，並推動西方國家撤銷對中國的制裁。

他聲稱讓中國參與全球自由貿易，比制裁更能促進其政治自由。全球化不單幫助中國突破封鎖，亦容許中國以後起之秀的姿態步向強國之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全球化理論的大師德里克（Arif Dirlik）於《殖民之後》指出：
 

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發展分析中的所謂「新國際分工」，到90年代有了新的表達詞彙——全球化，等於正式承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數個新的中心……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能夠轉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為優勢的開發中社會，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巴西、土耳其等。這些國家挾其經濟成就，在政治與文化上同樣展現強硬姿態，20年來不斷挑戰歷時兩世紀之久的歐洲現代性霸權。
 

德里克於2014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四慘案是重要的世界史時刻：天安門學運及隨後的血腥鎮壓，使共產黨決定豁出去，讓國家資本主義上搭全球化的便車，走上威權帝國主義的不歸路。他指出：
 

在1989和1992年之間……黨的領導人決定解決帶來六四事件的這些矛盾，他們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鴻溝消除……新千年的中國，成功利用全球資本提供的機會，得以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中成長……世界第二的經濟力量很快就學到世界第一的帝國政策，美其名是「中國特性」，實際上乃是將早期帝國朝貢體制的迴光返照，和半個世紀末試圖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遺產混雜在一起。（莊雅仲譯）
 

在生產鏈外判的全球化熱潮下，中國在1990年代急速工業化為「世界工廠」，到21世紀更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大氣就粗，中國很快就拋棄「韜光養晦」的折衷政策，要「以我為主」地「大國崛起」。中國口說「永不稱霸」，卻野心勃勃地於第三世界作海外擴張，並發展成近年「一帶一路」的國策。

對新疆、西藏，中國日趨高壓，甚至實行類近種族滅絕的政策；對香港、澳門，則高舉「一國」淡化「兩制」，勢要推翻高度自治的承諾；對臺灣，則文攻武嚇，於國際舞台眨損臺灣的獨立國格；對南海，又根據「九段線」的空想地理學，侵略南洋諸國的領海。中國以自由換取富強，有財有勢就想要擴張帝國，對東亞以至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重大威脅。
 

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在國際舞台上威風八面，當局的愛國主義教育也事半功倍，輿論亦隨帝國崛起而轉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掠奪，縱曾造成不滿、引發抗爭，但民眾大體上仍為國家走向富強而自豪。

六四慘案後當局大力整頓校園，仍在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有的改為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像柯林頓那樣聲言經濟自由將帶來政治自由：這明顯不符合國家資本主義的現狀。而為堅持原則打擦邊球的，則如風中殘燭。而有更多的學者和評論家成為國家主義的信徒，為大一統的威權帝國唱讚歌。

對中國主流民意來說，現實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強的帝國就是能夠滿足臣民的面子。他們大多覺得為自由民主奮鬥，只是無謂的折騰，甚至會覺得這樣做的都是「崇洋媚外」的「西奴」。涉及對外政策時，他們槍口更會一致向外，覺得要對外宣揚國威。中國帝國主義的擴張，為帝國內部的威權統治帶來認受性，帝國崛起的「中國夢」滿足了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洗擦掉天安門學運遺下的痕跡。
 

六四慘案至今已29年。當今中國，已經是一個以愛國之名行黨國之實的威權帝國、是挾國族情緒欺壓周邊的流岷國家。當年天安門學運的參與者，反黨國、反威權，對大一統觀念不無批判。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與現實中國猶如南轅北轍。六四死難者若泉下有知，定必會為當年因權宜說出的「愛國」兩字嗤之以鼻。何以我們必須毋忘六四？因為天安門學運，乃中國最後一批真誠的赤子，為阻止中國威權帝國主義崛起而作的最後努力。要承傳學運精神，就不得不批判中國在過去29年的帝國崛起。

學運精神　乃「反帝自決」

隨六四慘案逝去的，是一個純真年代。所有的童話故事，都已不再像昨天。何為天安門學運的精神？是對威權的挑戰、是對自由的渴望、是對大一統傳統的懷疑。香港人何以被學運觸動？是因為前途談判屢遭大國出賣，民主訴求又遭中國粗暴否定，因而觸景傷情。在悼念六四的燭光淚影中，那裡有個永恆青春的小孩，尋找遺失已久純真的年代。
 

心懷本土的香港人應該哀悼六四嗎？絕對應該。看着別國的慘劇，聯想起自身景況而流露真情，物之哀也（もののあはれ）。但這份真情，是對自由的渴求、是對帝國的抵抗、是對大一統的否定，絕非甚麼「愛國」。

沒錯，當日北京學生以及香港聲援民眾，常言「愛國」二字。但若將學生與香港人的激情說成「愛國情懷」，恐怕只是脫離脈絡的誤解。倘若支聯會將權宜的「愛國」二字，奉為不可觸碰的聖牛，那不是尊重歷史，而是因循苟且的泥古。
 

心懷本土的年輕世代不願再悼念六四，那世代之間的誤解，固然令人遺憾。但部份長輩因而誣衊年輕人投共，那明顯不是事實。若論投共，目睹學運、以至親歷其境、奮身聲援的一群，投誠者不也更多嗎？這些人之所以變節，除了是為了名利，也多是因「愛國」之緣故。

他們不也愛說目睹「國家偉大成就」而不再追究嗎？歸根究底，愛自由、反封建、倒威權的學運精神，與崇拜權能、迷信統一、壓抑差異的「愛國情懷」有何相通之處呢？
 

在中國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世代，我們又當如何承傳天安門學運的精神呢？我們若然像當日的學生那般愛慕自由，那秉承其遺志，非但不應「愛國」、更當矢志「反帝自決」。香港人奮力爭取家邦的獨立自尊，藉此瓦解那侵害自由和平的威權帝國，才能對學運精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執筆之際，本土派領袖梁天琦被判處暴動罪，將要面臨6年牢獄之災。他因著對家邦純真的熱情而甘心捨已，其做法縱有可議之處，但他所作的均出於真誠，這幾乎是香港在野派跨陣營的共識。這種反抗帝國赤子之心，顯然比起那些把「愛國」掛在口邊的夢囈，更貼近六四死難者捨身信守的精神。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