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高考已於6月8日落幕，但對今年高考試題的討論仍在繼續。網民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本次高考試題鮮明的政治化傾向上。

今年高考別樣紅，如北京本次高考作文題目是「新時代新青年——談在祖國發展中成長」，全國1卷高考作文題則與「中國夢」、「新時代」密切相關，全國3卷作文材料直接引用習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與「走好我們這一代的長征路」。

不只是語文，曆史科的部分試題也與政治科界限模糊，主觀題圍僥中共革命、建設的光輝歷程選材與設問，黨性最強的政治科更是不遑多讓，指鹿為馬式地設問：「憲法修改是如何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就連英文課也「洋為中用」，作文竟落腳於中式禮儀，以落實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命題精神。

由於高考首科語文作文的開放性與討論的低門檻，曆年均為考後的公眾注意力的焦點。從1952年高考創制至今，除去天翻地覆的文革十年一度中斷外，高考作文風格也幾經變化。

文革前，作文均為命題作文，「運動」色彩濃厚，例如1958年作文題「記整風運動中的一件事」，1961年「我學習了毛主席著作以後」，語文淪為政治的附庸，成為抒發政治熱情的工具。語文教材也充斥著宣傳階級仇恨的文章，例如〈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高考作文的寫作目的是抒發階級感情、表明階級立場。考生以簡單直白的政治表態覆蓋真情的敍寫與理性的思辨，這一時期的命題風格也是毛時代鬥爭哲學、運動治國的縮影。

政治導向的命題

這種政治導向的命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意味仍然濃厚，隨著市場機制的發育、政治上的鬆綁、多元化思潮的傳播，作文題政治色彩逐漸淡化，人文色彩逐漸增加，命題著眼點從抽象政治語彙轉向了社會現實，形式上，原來單一的話題作文模式被打破，漫畫作文與話題作文登堂入室，後者一度成為主流。

1999年作文題以科學家對記憶移植進行研究的事例作為材料，要求考生以「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為題寫一篇文體不限的作文，標誌著高考作文進入到話題作文時代。

新世紀開篇以「答案是豐富多彩的」為話題，一種自主性強的作文題型開始亮相，為考生的自由書寫和獨立表達提供了相對開放的平台。

以世紀初的課改為契機，中國多個省市獲得自主命題權，相較於全國卷，地方卷視野與選材更加開擴，話題更加靈活多元，直到2016-2017年大部分省市的高考命題權限「收歸中央」為止。

形式上，新世紀的十餘年從純粹命題作文向話題作文和材料作文轉型；意識形態從高調到隱沒，話題也愈來愈豐富多彩，從抽象思辨向鼓勵考生個體的多元思想與情感轉變。

到了2018年，事情正在起變化，躬逢新時代，作文也有了新的面貌，尤其體現在全國卷與北京卷中（事實上，全國卷命題人與北京卷命題人員有一定的重合） ，黨政語彙「新時代」、「2035年」、「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直接入題，既在材料中（如全國卷3），也在命題裡（如北京卷），原本隨著市場化的深入而淡化的政治性開始回潮，雖然強度上不是對毛時代的簡單複盤（複製），但其濃度已讓人不可迴避，官方試圖通過強推黨政語彙將考生的小敘述轉置為大時代的一個子集，貌似開放的命題中實際上隱藏著相當的限制，考生被迫為官方花式背書。

黨化教育也滲透教材　授課　評比

此類又紅又專的情形，與2016年開始的紅色春晚神似，往年民風民俗、寓教於樂的內容被四個全面類的語彙與節目所遮蔽，成為毫無趣味與想像力的樣板戲。

回眸幾十年來不斷變化的試題，不論試題是以政治化的還是人文化的面貌呈現，考試本身的價值定位與體制屬性都是一以貫之的，黨國政治要求黨化教育，作為塑造社會的有力手段。黨化教育不僅體現在試題的政治內涵或傾向，更滲透在教材丶授課、評比、校紀等教學環節的方方面面。這種教育體製本質上是依附於政治體制的，這也導致教育的工具化取向，過去講叫「做革命的螺絲釘」，現在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接班人」。

在應試的大環境下，高考作為指揮棒與獨木橋，其試題風格的變化，也會促使來年的複習亦步亦趨地緊跟時事、高舉旗幟，這也讓黨宣內容以應試的方式不動聲色地「進講義、進課堂、進頭腦」。

「你可能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會關心你」，這是電影《以愛之名：翁山蘇姬》裡的一句台詞。在日益剛性的極權體制下，政治是無孔不入的，也是無處不在的，社會既是壓抑的，也是荒誕的，在黨政機器的強力運轉下，去政治化本質上是一種歲月靜好式的幻想，從紅色春晚到紅色高考，一切才只是剛剛開始。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