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半個月內發生了三宗肢解案。其中一單是華山草原藝術聚落，據說是一名射箭教練將女生分屍和性侵。新聞報導，女生遇害之後的17天，疑兇還如常打理箭館專頁，回覆網友；受害者家人在網上尋人，據報疑兇還留言慰問：「希望小米看到趕快報個平安，我們都很關心。」

各界自然眾聲喧嘩，有大量解讀角度。從命理流年、嬉皮文化、女性主義到精神健康的角度都有。在不同文化的社會都好，每次發生極難理解的兇殘事件，我們就傾向用精神病的方法去解釋，當然有時疑兇為了脫罪減刑，司法抗辯時都會由此入手。

因為我們渴求解釋

為甚麼呢？因為恐怕我們自己都未必很理解精神病，所以我們會用一種自己不理解的體系，去試圖解釋一件我們無法認識的事件。習慣性地將精神病和賅人聽聞的兇殺案扣連，未必一定每次都能充份解釋，只是最後得到一個安心，「他是有病的」，就解釋了，社會就可以淡忘那種恐懼，繼續前進。

以疑兇殺人後的鎮靜和偽裝，被捕之後又開口認錯的片段看來，他是那種被形容為「反社會人格」的犯人。「反社會人格」這個名詞有一點誤導，因為有這種人格的人不一定是很高調地反對社會。一個人內藏反社會人格，他們往往不是憤世疾俗，而是看來聰明、溫和、懂得溝通，察眉辨色的能力很高。他們最大的特徵，是不太有「良心責備」這種感覺，道德標準非同常人。

他們通常極端自利，對於剝削他人達到自己的目標，沒有任何負罪感；非常冷靜、情緒平穩、無情，不是「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病人。世界上其實很多出眾的人，商界政界領袖，都多多少少有這種傾向。

射箭教練在行兇後的表現，令我想起在香港也有一個類似的案。2013年，香港大角咀有一個31歲的青年周凱亮，突然狂性大發殺死父母，並且指使一個中度弱智的同謀協助他肢解屍體。行兇之後，周凱亮與不知情的哥哥在Facebook設立了專頁「失蹤的爸爸媽媽」，在網上尋親。周凱亮本人也拍了一段片，聲稱不知道父母為何離奇失蹤，甚至接受傳媒訪問。

後來東窗事發，全城嘩然。周的辯護律師找來一個精神科醫生作供，認為周患有強迫症和躁鬱症；而香港的收押機構則對他進行智力測試，發現他的IQ有126，高於一般人水平，最後周凱亮被判終身監禁——香港沒有死刑。雖然如此，因為這個人殘殺父母的行動和細節太過恐怖，對一般人太無法想像，所以坊間是失語的，最後我們對這件事的定性，不是神經失常，就是趨向鬼神玄學，因為真的無人能夠定奪真相。

沒有名狀的恐怖

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將事情病理化，是現代社會馴服不可理解的事物的套路。例如現在我們有很多小朋友被診斷為「過動」、讀寫障礙等等，然後根據這些病症，又有一套治療和應對的政策，還有藥物產業鏈。通過這些儀軌，我們將不可理解，令人恐慌的事物，收進自己秩序井然的認識之中。信奉理性主義的現代社會，是如樣發展和擴張。

可怕的異類出現了，認為他有病，需要醫療、隔離甚至殺死，起碼是有根可尋，有病可治，不是無以名狀的恐怖。最恐怖的恐怖是沒有名狀的恐怖。

「反社會人格」、「性格使然」在兇案的討論中，並不是那麼令人舒服。因為反社會人格不等於精神病，他未必不是控制不到自己。他甚至可能是完全理解，完全基於理性去行兇。我們很難以接受這種情況，也無法接受「這種人與我們其實沒有區別」的假設，我們無法接受自己跟這種人是同一個物種，所以順理成章，病理化的解釋是最能令人安心，也區分了正常(我們)和異常(他們)。

病理化的犯罪學解釋，和病理化的社會解釋，得到我們的信納，除了醫學界的福音仍然有權威(在東亞社會尤其)之外，它指引了我們有甚麼可以做。每一次出現可怕的殺人事件之後，我們需要答案，需要「做些甚麼」的答案。

人性是深不見底的龐大黑暗

如果將過人的兇殘，視為一種疾病，那麼我們自然可以從政策、學校、醫療、社會層面去著手工作。是不是真的能夠防範，沒人知道，但至少我們覺得事情在軌道上，是有秩序的。如果說，這種人就在我們之中，看來人畜無害，直至他作案、人命犧牲之前，我們都無法知道，更無法阻止下一個受害者出現，這實在很絕望。

但當你閱讀這類案件的時候，你或者會有一種感覺，發現人類是一艘船，孤獨地在大海航行，而人性是水底下深不見底的龐大黑暗。你看，卻永遠看不穿；無法知道巨大的章魚和各種怪物何時襲擊。我們對於人類的想像和假設，在龐大的海域也是非常脆弱，獨力難支的朽木。（大家誤會了　香港和中國沒有不一樣）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