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七月，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第二十屆雙年會上發生了一件醜聞。會議由葡萄牙的祕紐（Minho）與科英布拉（Coimbra）大學擔任東道主，重點在探討漢學研究的發展，會議主題名為「漢學本源至跨學科研究：漢學的今與昔」（From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to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pproaches: Bridging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與會人士一拿到議程手冊，便發現主辦單位將其中的兩頁給撕了，此舉顯然是因為漢辦主任許琳女士堅持所致─漢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關，負責所謂的孔子學院。許琳在2009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職級相當於副部長級，這可能是為酬謝她對政府宣傳目標所做的貢獻。撕掉的兩頁跟臺灣的蔣經國基金會有關─根據臺灣報紙報導，蔣經國基金會長期贊助歐洲漢學學會，還贊助了新臺幣65萬元（相當於美金2萬2千元）給這場2014年會議。

歐洲漢學學會調查事件後發現，按照許女士的說法，手冊上某些內容摘要「違反中國法規」，強制要求將會議摘要上提及孔子新漢學計畫（Confucius China Studies Program, CCSP）贊助方的部分撤下。她也認為孔子學院在手冊中能見度有限，對此相當不悅，此外她也不喜歡蔣經國基金會自打廣告。

這種學術流氓行徑令人驚愕，至少對於那些還會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機構入侵學術研究體系核心一事感到震驚的人來說是如此。請容我在此分享幾位傑出同行的反應，由於他們並未同意我指名道姓引述，因此姑隱其名。

一位長期參與歐洲漢學學會的丹麥歷史學家表示：

會議主辦人與歐洲漢學學會接受這種做法時，到底是怎麼想的？歐洲今年夏天的確很熱，但這絕非屈從於漢辦的藉口，何況歐洲漢學學會跟蔣基會之間關係這麼悠久。據我所知，會上甚至沒有任何蔣基會的代表參加！我看，在歐洲大概已很難擊退漢辦下的孔子學院了……。

來自巴黎大學，目前在香港教書的一位傑出中國宗教史學者說：

歐洲人居然比美國人更沒膽子，而且擺明沒有比較聰明。你說得對，這真可恥！我在上海出版每一本書，都得力爭在英文版的謝詞打上『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但中文版就不可能了。

我把報導這場會議的一則新聞貼到臉書上，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的評論是：

像這種假面具掉下來的時刻相當珍貴，希望此事能揭露一些真相。

來自北京大學的一位知名人類學家說：

幾十年來，大家總是把這種『original rudeness』當成『civility』。得趕緊治治這丟人現眼的毛病。

我請他進一步解釋這幾個詞，他說，「講到『civility』，我通常是指文明；至於『original rudeness』，則是我發明的英文，用來描述從毛澤東時代就受到鼓勵，而且持續至今的粗魯態度。我們經常在中國的老片、新片裡看到，那種舉止大剌剌、有些『傻』的男女青年總是比較能夠吸引異性。一直以來，人們多少把這種野樣子當成率直的表現……但是漢辦官員的差勁表現又是另一回事。我覺得這很蠢，但別的中國人不見得這麼想─有些人說不定為他［原文如此］感到驕傲。我們從這就能看出中國還欠缺國際禮儀。」

我分享這幾段話，是想傳達許多漢學家共有的深刻挫敗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宣傳組織已滲透進歐洲與北美教育機構，他們對此卻無能為力。以那位北大學者的例子來說，他還對政府官員的失當舉止感到尷尬，並懷有另一種不一樣的挫敗感：這位官員的舉動不太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界和一般民眾間引起什麼波瀾，就算學術界與民眾不一定真的看得過去這種事，但他們也已經習慣這種由黨國本身發動的流氓行徑。

挫敗感並非只有做中國研究的學者才有。加拿大高教教師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與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雙雙指責國內大學允許孔子學院進入校內，而且（或是）校方還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定的條件辦事。芝加哥大學教授對校方施壓，成功取消學校與漢辦的協議。不過，對於孔子學院最徹底而且最具說服力的批評倒不是出於中國專家，而是傑出的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大學教職員廣泛投入反對行動，代表如今問題不再局限在是孔子學院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顯示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因為一些重大轉向很可能會終結他們所熟悉的高等教育。大學在治理上愈發明目張膽地篡奪教員的行政特權，教育逐步向商業利益低頭，教育審查也成為常態─孔子學院是上述現象的受益者，但恐怕也是目前為止最讓人反感的例子。

校方跟孔子學院簽訂協議時聽命於漢辦的保密要求，多數情況都沒有徵詢教員意見，或者頂多挑出幾位代表，不管個別動機是什麼，這些被選中的教員對於順從行政不公開的趨勢，或是對於一個外國宣傳機構提出的保密要求，都甚少表現疑慮。

其中主要的誘因是希望能以孔子學院為橋梁，得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的機會，接納、宣傳學院會給工商企業甚至地方社區帶來好處，但卻也將危及學術自主。儘管孔子學院相關人士有自己的聲明，但正式達成的協議卻迴避可能與「中國」文化與政治規範相衝突的議題，而且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些規範─更虛偽的說法是避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實際上就是心照不宣的自我審查，過濾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不樂見的公眾論述，像是臺灣獨立、圖博、六四、逮捕異議人士等眾所周知的爭議。這樣的協議也合理化了審查制度。

任何與高等教育有利害關係的人都要關心或至少應該關心這些議題。這些問題對於做中國研究的學者來說影響比較集中在一個小範圍，也比較像是這個學門特有的擔憂，但這些問題可能更為根本，影響層面也遠不只及於大學機構的運作。

在語言教學、教師素質、學術要求是否嚴謹等一般性議題背後，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誰掌控了與中國有關的知識生產過程？漢辦與其他類似的機構包括蔣經國基金會一樣，已經開始投入贊助研究型大學的研究活動與學術會議等事務。

但贊助是一回事，控制又是另一回事。比起外表裹著糖衣的孔子學院─將漢語和文化知識傳遞給學童的單純媒介或商業推動者─許琳以非常粗暴的手段試圖在一場學術會議壓制主辦方提及臺灣競爭者，更能直截了當地帶出問題。漢辦的行動本身結合了教學與經商，我們本來就不該輕易接受那些表象。何況問題還更嚴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稱霸全球一直是黨領導人與輿論領袖，以及一般民眾持續談論的話題；許許多多的歐美評論家，竟然避而不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成就全球霸權的渴望，這簡直匪夷所思。當然，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以及何時能成就全球霸權等捉摸難定的問題，人們從未停止猜測。

中國企圖稱霸是愈來愈迫切的問題，但除了一些牽涉到政治權利的例外狀況，這個問題得到的關注卻遠遠不足，或許是因為這會助長敵意與反感。接受無關痛癢的官方辭令似乎比較安全：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在東亞擴張領土，在全球各地開拓「勢力」範圍，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追求的不外乎是平等與相互承認，而非稱霸世界。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一直希望能取代由美國主導的既有世界秩序，他們也不把這當成祕密。在最節制的層面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美國總統建議，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兩國共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此話相當驚人，全然不顧其餘生活在太平洋及其周遭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東亞以似是而非的歷史主張為依據所採取的行動，除非是徹底盲目偏袒，否則不可能認為這個國家並沒有要建立區域霸權的意圖，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一貫主張建立區域霸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球霸權的第一步─這可說是東亞版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至於在大眾層面，中國科學院有個名不見經傳的哲學家趙汀陽，以形塑東亞各國之間關係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為止的「天下」朝貢體系為基礎，設計出一套現代版的「天下」朝貢體系等階關係，為當前國際體系提供另一種選擇。趙汀陽因此享譽全國，也在國際有力人士間出了名。

趙汀陽的研究很有意思，因為不少人稱讚他的研究是一個看起來可行的範例，可以回應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地位理當出現「帶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呼聲─這樣的呼聲可說是鏗鏘有力地將知識生產與霸權追求相結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出了名地著迷於給每樣東西貼上「中國特色」一詞，從最稀鬆平常到最抽象理論的事物都在其列。但情況看起來變得有些急迫，因為習近平的領導班子顯然很想全面控制學術研究與智識活動所受到的「西方」影響，這是他浮誇「中國夢」的一部分，其他還包括消滅貪腐與敵對勢力中心、加強黨的威望與對社會的掌控，以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軟、硬實力一起投射到全球舞臺上。（待續）

※作者為當代著名學者。他在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任教近30年，2006年退休後曾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歷史與文化系客座教授。德里克早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本文摘自《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一書第四章：孔子學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權追尋／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