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的新自由主義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年來也成為威權資本主義的推崇者，後人將記得他的「歷史終結」理論，而他在提出該理論的同時，曾斷言自由資本主義已對其社會主義對手取得永恆的勝利。而根據福山現在的看法：

中國政治體系最重要的力量就在於有能力迅速做出重大而複雜的決定，而且做得相當不錯，至少在經濟政策上是如此。這一點在基礎建設領域最是明顯，中國蓋出了機場、高鐵、水利與電力系統來滿足該國持續成長的工業根基。拿中國的情況與〔民主的〕印度一比，印度的每一項新投資都受到工會、遊說團體、農會與法院……的阻擋……。無論如何，中國政府的素質好過俄羅斯、伊朗，或是人們經常一概而論的其他威權體制─確切的原因，在於中國統治者多少認為要對其人民負責。這種責任當然不是程序上的責任；中國共產黨當局既不受法律約束，也不受民主選舉制約。但其領導人限制群眾批評的同時，仍然試圖對民眾的不滿未雨綢繆，以改變政策做為回應。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一種靈感來源，其他渴望像它一樣在全球資本體系中崛起的國家，或是想要效法它，或是想要加入這位全球既有秩序受益者試圖湊結的隊伍，一同挑戰全球既有秩序。

有些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人士，他們不顧一切、盡其所能搶救沉淪的社會主義，想方設法把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裡的「社會主義」當一回事，自動忽略那些「特色」最顯著的成分便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一批新的統治階級集政治與經濟權力於一身，用了不過才30年時間，就從世上最平等的社會中打造出堪稱當今最不平等的社會，也在民間培養出民族沙文主義。

並且無論哪一種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只要不符合那些被認為是歷任領導人「理論貢獻」的偽善口號，這個獨裁體制便一律壓制。社會主義也飽受那些貶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右翼分子的嘲諷，這些人無能或不願意區別共產主義以及與全球資本經濟牽扯不清的共黨獨裁有何不同；那些為孔子學院辯護卻不太聰明的人也是一樣，他們試圖藉由錯置對「反共產主義」與「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控訴，讓大家不相信孔子學院批評者所說的話。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或全世界多數人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絕非不受歡迎的。前者為何歡迎就不用多說了。該國的「崛起」對南營（Global South）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它是投資與平價商品的來源，又是先進資本主義的競爭者，可為政治操作開闢新的空間。

至少從表面辭令來看，還有一種出於對前殖民強權同仇敵愾的惺惺相惜之感，也發揮了作用。美國霸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不該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冷戰期間的對抗混為一談─如今的競爭再也不是兩種敵對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為了在全球資本體系這個單一空間中稱霸。

如今的問題，倒是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帶來另一種霸權，導致的結果是否更如人意。這個國家挑戰美國霸權所捍衛的全球秩序（或者全球亂局，端視觀點而異），同時還打算在每一個領域都稱第一（有時看起來只是為了誇耀）─無論是全球貿易、如饑似渴的原物料消耗，還是對本國造成的環境破壞（對他國的破壞也愈來愈嚴重）。

這個國家因為下列原因而不斷遭受批評─侵犯人權；在壓制公民權利與自由時曲解法律；將30年前還是全世界最平等的社會打造成當今最不平等的社會；剝削農民並剝奪其財產，為大型建設所需而迫遷上百萬人，此種行為足以羨煞過去每一個「東方專制體制」（oriental despotism）；殖民侵占與開發少數民族土地，在圖博與新疆做得最是明目張膽；以奠基在似是而非歷史證據上的收復國土主張，正當化有「堅定蠶食」（creeping assertiveness）或「切香腸」（salami-slicing）之稱的邊境擴張策略；從全球生態環境的視野來看，該國影響最深遠的地方在於它不計後果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其中有「大躍進」心態的驅動，也有貪腐行為的推波助瀾。

儘管有這些嚴重問題，人們仍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趨之若鶩，這也讓威權主義在全球企業發端的現象浮上檯面，被賦予守護知識、文化與社會，以及宣傳民主和公益使命的教育機構也面臨同樣的情況。

不只營利企業會為中國政權的威權舉措提供意識形態掩護。教育機構號稱學術中立與道德高標準，提供的外衣可能比企業更有公信力。這些機構正逐漸與商業利益結盟，表現出來的樣子也像營利事業。

北美、歐洲與澳洲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在中國設立「合營分校」一事，就跟公司行號一樣積極。它們在自己的國家，以一種混合著文化上與經濟上的期盼，歡迎孔子學院，卻對於掌控孔子學院的宣傳部門迫害學術與政治異議的高壓行動不以為意。

此風如今也轉至外國校園，為的是阻止、甚至是壓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有爭議的議題。美國教職員與學生可以毫不遲疑地抗議政府干涉大學校園，可是一旦面對帶來語言、文化與商業關係允諾的孔子學院時，他們似乎泰半保持沉默。

漢學家理應明瞭共產黨對於儒家遺產的曖昧態度，但一提到孔子學院，他們卻一聲不吭。更糟的是，有些美國學者已經成了壓迫學術自由的幫凶。一名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英語文學教授曲解文化帝國主義的後殖民批判，竟然主張「學術自由」是西方的東西，不該強迫別人接受。

雖然意識到孔子學院跟宣傳的關係，但這並不妨礙某位美國教育界領袖用卑躬屈膝的膜拜言詞歌頌漢辦─要知道，上個世代的紅衛兵與其外國效仿者，只會把這類歌功頌德用在偉大的毛主席身上。

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主席柯爾曼（David Coleman）展現出美國學者諂媚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可以淪落到多麼卑微無恥的程度─據報載，他在一場表揚許琳女士的聚會中表示，「漢辦好比是太陽，照亮了在美國發展華語教學的道路……。大學理事會則是月亮。我很榮幸能反射我們從漢辦那兒得到的光芒。」

諷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全世界）的許多學者與民眾都渴望名為「民主」與「自由」等「西方」的東西。無論民主與自由源於何處，如今都很難只屬於「西方」所有。我熟識的一些值得尊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其中有幾位是高階黨員，他們對共產黨文化政策的矛盾都知之甚詳，裡面雜揉著本土種族沙文主義，以及對共產黨獨裁體制遭受威脅的焦慮。私底下，他們也願意承認像孔子學院這類事業，對於如何建構「軟實力」的理解很膚淺，更別提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愚蠢歪曲。

這讓人不禁想問：我們到底支持哪一方！

※作者為當代著名學者。他在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任教近30年，2006年退休後曾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歷史與文化系客座教授。德里克早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本文摘自《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一書第四章：孔子學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權追尋／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