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台灣媒體有翻譯一篇報導，是關於比利時已打進4球的前鋒盧卡庫（Romelu Lukaku）足球生涯的心路歷程，但有一段台媒似乎都沒提到。

擁有剛果血統、出生在比利時的他在這篇文章中說：「你不喜歡我的踢球方式沒關係，但我出生在這裡，我是比利時人，我可以用法語開始對話，然後用荷語作結，這取決於我的溝通對象是誰。我們都是比利時人，而這正是這個國家的偉大之處不是嗎？」

比利時是多族群國家，但他們的語言政策不像過去的中華民國獨尊華語，也不像現在的中華民國，表面上把各族群語言都設為「國語」，但實際上仍是華語一家獨大。

他們的作法，是將國內分成四塊「語區」，主要是北方的荷語區與南方的法語區，加上東部一小塊德語區及首都布魯塞爾為雙語區，跨越語區時，無論官方或民間使用的語言、文化甚至風土民情都會不同，就如同盧卡庫說的，擁有多種文化語言並行，是比利時人的驕傲。

他們並不是建國就採取這樣的語言政策，比利時在獨立之初，官方唯一的語言是法語，法語在當時享有最高的社會地位，行政機關只有法語服務、學生在學校使用荷語會受到懲罰，更有甚者，還曾發生因為法官不懂被告的荷語而誤判死刑的例子。

要求「講國語」

是不是很像1945年後的台灣呢？我們當時也是中高階公務員9成以上都講著我們聽不懂的中國話、在學校講母語會被懲罰，而建國烈士陳智雄先生，在法庭上面對要求他「講國語」的法官，正氣凜然地回應：「台語就是我的國語。」後，最終也是難逃死劫。

這種語言上的不平等，讓比利時國內擁有超過5成使用人口的荷語族群大為不滿，最終導致官方在1873年起制定一系列「雙語政策」，在法律層面上把荷語和法語都列為官方語言。

但經過一段時間後，荷語使用者發現，那些「語言平等法」雖然在制度上保證了兩種語言的平等，可是由於法語長久以來在社會上的強勢地位，即使雙語並行，法語族群依然只要單語就能生活，荷語族群卻會在優勢族群的壓力下，被迫使用「大家都聽得懂的法語」而逐漸流失母語文化。

這種「語言是為了溝通」、「講國語大家才聽得懂」的故事，時至今日台灣都還時有所聞。 

但比利時的荷語族群沒有放棄他們的母語，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開始追求以區域劃分的單語主義來保護母語，因為他們開始體認到，唯有讓弱勢族群的語言繼續留在生活中使用，這個族群的文化才有可能保存。

母語成為某種「特殊技能」

1914年，比利時規定國內的小學教育都必需使用學童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1932年，劃分出北方的荷語區與南方的法語區，唯有首都布魯塞爾是雙語並行。1973年，更是規定荷語區內的企業僅能僱用荷語籍員工，並僅能以荷語訂定契約。1993年，為了化解不同語區的衝突，比利時修憲成為了聯邦國家，語區內各自擁有了自己的議會及法律，可以團結在比利時聯邦政府之中，同時又保護了各自族群的語言及文化。

而現在已經2018年了，反思台灣的語言政策，還停留在比利時1873年的水準：把各族群的語言都訂為國語，但事實上，台、客、原等語言都只活在「母語課」中，在華語極為強勢的社會裡，這些本土語言只能活在隱形歧視裡，一代接著一代、逐漸地凋零與消逝。

同樣是多族群地區，比利時願意為了保護他們國民的母語文化及尊嚴，制定了專門的語區甚至修憲，而中華民國，先是用強勢手段壓制我們的母語，而今改用消極的多語政策營造表面的、假象的平等。如果政府不採取更積極的手段，那我們的母語終究將成為某種「特殊技能」，活在「母語老師」的口中而不是我們的家庭或日常生活中，當一個語言無法在生活中使用，事實上這個語言就已經死了，這個族群，也永遠地在世上消失了。（從「外婆姥姥之爭」　看中國的大北方主義）

※作者為皮格子 Leather Lattice 樂團主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