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6月14日端午節前夕，由司法院向臺北律師公會「告知」有新的《民事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下簡稱須知），一串肉粽，牽出爭議。筆者身為執業律師，與實務界前輩們，與司法院長官有不同看法，謹提供給各位參考。

依照已故的前大法官吳庚先生所提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43號解釋》有關「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和第3條與第5條規定，法律與命令名稱與涉及人民權利義務需要以法律定之。試想：既然《須知》，涉及書狀格式，若格式不符，必將會影響當事人權利，然系爭《須知》的法律或授權依據為何，恐付之闕如？該《須知》是否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有關「法規」的「名稱」？再者，若欠缺法律授權，司法院豈能自創所謂「證據號碼恆定原則」與相關須知的內容，限制人民憲法上的訴訟基本人權？此其弊病一。

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無法律者依習慣，無習慣，依法理。」定有明文。前開《須知》規定書狀與證據格式，和影印證物均用雙面，在司法實務通常行之有年，毋庸置疑。然對證據編號與訴訟事人稱謂，卻有驚人創舉，為何既能尊重實務習慣，卻又燃起新的爭端？此其弊病二。

秦始皇依照李斯的建議，行「書同文、車同軌」政策，除前開事項外，統一幣制與度量衡，更給中華民族帶來長足進步，其中李斯等人統一文字為小篆，最為著例；然目前大家所使用者，為「簡化」後的隸書，即便小篆為官方推行，字體優美，然書寫不便，自然為歷史所淘汰。

承前，有關證據編排，實務歷來以：原證、被證、上證、被上證、告證為編號，一望而知，分別為原告、被告、上訴人、被上訴人的所提證據；況且，若有不備，尚有聲證、附件等編排方式可參考；且上開證據，各別以標籤紙貼上「耳朵」，在卷宗浩繁的紙本中，一觸可及。然而，《須知》卻排除上開簡單易懂的方式，改證據為甲、乙丙、丁等編號，且證物也不再做耳朵，一律加註編號於紙本上方中央，雖然就電子卷證掃描，或可免卡紙窘境，然目前紙本卷宗，仍為法定保存方式，豈能削足適履，讓法官與律師無所適從？此其弊病三。

《太史公自序》將史記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的編排，做出相關說明，定下二十五史的基本體例。除「書」的體例，乃司馬遷所創設外，其他於先秦史書皆有前例，然太史公開天闢地之創新，仍為文化盛事。

承前，在民事訴訟法中有管轄恆定原則（民事訴訟法第27條），當事人恆定原則（同法第254條）楊前大法官建華，依判例，加上第三個「訴訟標的價額恆定原則」，皆有有法律與判例依據。然《須知》卻自創「證據編號恆定原則」，試想：一個正常的法官或律師，就證據編排本不會脫漏或跳號，若有誤植則旋即更正，何勞司法院諸公，自創「新意」？且司法院既非立法機關，又無法學巨擘背書，何必畫蛇添足，增加實務困難？比起太史公的創見，《須知》內容，不僅未能達其簡化訴訟目的，反而治絲益棼，此其弊病四。

綜上四點，未經律師公會與基層法院討論的系爭《須知》，於法無據，無民意基礎，復與現行紙本卷宗與審理實務背道而馳。更甚者，乾綱獨斷，直接要律師公會照單全收，豈能服眾，杜悠悠之口？此《須知》究有秦始皇之弊？或興太史公之利？實值我們所景仰的許院長宗力與各位長官三思！

※作者為律師